劉邵，字孔才，魏朝廣平邯鄲人，學者。受詔搜集五經群書，分門彆類，纂為《皇覽》。又與議郎庚嶷、荀詵等共同製訂律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魏廢帝時，專事執經講學。所著《人物誌》是古代人才學的集大成之作，其與古代人才學的關係，猶《文心雕龍》之於古代文論，可謂空前絕後的巨著。以專篇方式討論“英雄”，並在全書其他多篇中也涉及“英雄”，這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尚屬首次。劉邵對“英雄”問題的研究及對“英雄”概念內涵的精辟闡釋，具有創舉和係統總結性質，代表了魏晉時代“英雄”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中國思想史上，劉邵首次從語義發生學角度闡釋“英雄”概念。《英雄》開篇指出“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揭示了特選以自然界之“英”與“雄”搭配鑄成“英雄”概念的必然理由。古代人物品格褒詞的語義生成，多遵循“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原則，主要從人和自然兩大方麵取法。早期一些人物品格褒詞較重凸顯人的原始本能與獸性力量，而在演化過程中，重視人文進化成為重要趨勢。如“聖賢”概念就特彆強調文明化育。而在“聖賢”觀念深入人心的封建時代，“英雄”一詞雖也取法自然，但卻不選取自然界某種具體的植物如桃花、杏花，或某種具體的動物如虎、豹等，而是直接以具有概括、抽象性質的指稱自然的“類”概念，即植物界的“英”——“草之精秀者”，與動物界的“雄”——“獸之特群者”搭配為喻，強調“英雄”就如同植物界與動物界的傑出代表“英”與“雄”可為自然界的最高層級代表一樣，是中華民族最高層級的全麵代表的意義。可見，“英雄”概念體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文化心理，是中華民族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曆史進程中，超越早期視自然物為恐懼、神秘的認識階段，由與自然的對立關係逐漸走向親和，表現出相當自信的產物。至於“英雄”概念的語義蘊含與現實“英雄”人物往往具有矛盾性，正好說明這一概念的創造者以理想眼光看待“英雄”，期望在“聖賢”概念已趨衰微，無能為力的時代，“英雄”能夠真正安世濟民，創造天人親和、文明昌盛的太平盛世。
從推崇兼善型人才與封建王朝以“文武”立國的思想觀念出發，強調“英雄”概念的核心內涵是具備“文武”兼善的全麵性能力。劉邵指出“英雄”是一個完整概念，“英”與“雄”二者不可或缺，不能割裂開來看待“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彆名也。若校其分數，則互相各須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他並采取極為嚴密的反、正括論，正、反分論的論述方式，詳儘闡述何以如此的原因。首先以反論方式指出反、正括論。
劉邵還以實例係統歸納“英雄”的四種類型。即以“必聰謀能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的張良和“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的韓信分彆作為偏重於“英”和偏重於“雄”的兩種人臣“英雄”典型，以體現在維護封建王朝的前提下，希望“英雄”以其“文”、“武”才能做帝王的股肱之臣的普泛文化心理；以劉邦、項羽作為“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的兩類創業“英雄”典型。當然，劉邵也有意回避了“英雄”與天命、道德的關係問題。一是衡量“英雄”自以才能為標準。二是避免觸及現實敏感的天命有無問題，也就是創業“英雄”改朝換代的合法性問題。
考慮到劉邵寫作《人物誌》已在由曹爽專權的齊王芳正始時代，臥獸司馬懿正虎視眈眈，弱主危臣的曹魏政權又走到了與漢末依稀相似的情境，一個新的曆史輪回又將重現。如以劉邦為“聖賢”，不但會使人聯想到創業“英雄”曹操大成問題的出身背景，也會為新的政治強人顛覆政權的口實，作為慣看漢末三國政治風雲譎變的曹魏老臣，劉邵豈有憂慮乎？而無論劉邵怎樣回避，如果“英雄”實力直逼“聖賢”，其與天命、道德的緊張關係問題在現實政治中就是無法回避的。
漢末魏初是社會思潮的轉變時期，由於儒家思想的衰落，出現了儒、道、名、法競起與合流的趨勢。又因為曹操重刑名，更促進了名家和法家思想的流行，使得人物品題“月旦評”由對具體人物的評論，發展到人物才性高下標準問題的討論。劉劭用道家的“無名”解釋儒家的“中庸”，表現出儒、道合流的傾向。他的思想是漢學向魏晉玄學過渡的中間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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