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孫策、孫權謀士。
張紘，早年到洛陽求學，鑽研《易》、《尚書》、《韓詩》、《禮記》、《左氏春秋》等古代典籍。回到家鄉後，被推薦為茂才，而張紘並沒有接受，此時張紘已經是聲名遐邇了。但是隨著局勢的日益混亂，張紘為了躲避戰亂而遷居江東，此時正值孫策招募隊伍，張紘便和同郡秦鬆一起投奔了孫策。《三國誌·孫策傳》中更是提到“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鬆、陳端等為謀主”。《三國誌·陸績傳》雲“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鬆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這說明張紘和張昭一樣，共同參與了孫策在江東一係列戰役的策劃工作，足見張紘在這個時期的地位。
《三國誌·張紘傳》注引《吳書》中還提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來孫吳的繼任者孫權對張紘也是非常尊重。同傳注引《江表傳》中說“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張紘，為孫策政權確定了堪與《隆中對》媲美的國策，明確了孫吳政權的發展方向，《三國誌·孫策傳》注引《吳曆》雲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谘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誌，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楊，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為朝廷外籓。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讚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啟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誌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誌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籓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複回顧之憂。”這個發展國策，受到後世研究者的高度評價。
張紘完全同意孫策的既定策劃，而且進一步加以發揮，比孫策更加明顯，在表述中，孫策還不敢正麵提到消滅袁術，全部攻占揚州，以及奪取劉表所據有的荊州。張紘則明確說“荊、揚可一”，即是在“收兵吳會”後，立即消滅袁術，並乘勝進攻劉表，奪取荊州。同時他還不滿意既定策劃的最後目標，僅在於建立一個割據性的地方政權，亦即孫策所說的“外籓”，而是“據長江”，攻滅異己。然後打著“匡輔漢室”的旗號，一匡天下。這個建議，有的屬於當前的，有的則是遠景，補充並發展了孫策的既定策劃。這是孫策政權建立和發展的藍圖。從此，張紘成為孫策政權的重要謀士之一。
張紘的建議簡單明了，既沒有《隆中對》中所謂“複興漢室”的空洞口號，也沒有《隆中對》中那些遙遠而未必正確的戰略遠景，而是一針見血，為孫吳的發展指明了道路。由此可見張紘此人的遠見卓識。
張紘的第二個功勞，就是促成了曹魏和孫吳的暫時聯盟，為孫吳政權的建立和穩固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三國誌·張紘傳》記載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禦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另外在《三國誌·孫策傳》中還記載了一件事情是時哀紹方強，而策並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綜合這兩段資料，我們可以大膽猜測，張紘在出使許昌以後，促成了曹操與孫策的結親；而當孫策新亡，孫吳政權內憂外困的危局下，張紘憑借一己之力，不但成功說服曹操放棄了對孫吳進攻的企圖，而且進一步緩和了雙方的關係。也正因為如此，孫權在後來進行的內部穩定的戰爭中，曹操一直沒有進行乾涉，這從客觀上為孫權成功平定江東的叛亂、鞏固自己的地位獲得了寶貴的時間。
《三國誌·張紘傳》注引《吳書》雲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三國誌·張紘傳》雲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原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複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從這兩段資料中可以看出，為了孫吳政權的穩固，張紘不但在幕後運籌帷幄，而且親臨前線獻計獻策。如此儘心儘力，難怪孫權會對張紘十分尊敬，同傳注引《江表傳》中說“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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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紘為孫吳政權立下的第四個功勞，是建議孫權建都秣陵。張紘認為秣陵“望氣者雲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後來劉備到訪東吳時，也認為應該把都城定在秣陵，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孫權後來也實現了張紘的遺願——建都秣陵。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中也有記載“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拋開所謂的“地有其氣，天之所命”不談，一個國家的定都，本來就意義非凡。定都秣陵，符合“天子守國門”的原則，也表明孫吳發展、防禦的重點放在曹魏方向，是國家基本國策的一個表現形式。
張紘在還吳迎家的路上病故，臨終之時，曾經給孫權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張紘反複告戒孫權“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中的言語同諸葛亮的《出師表》有異曲同工之妙自古有國有家者，鹹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暗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作為為孫吳政權草創、建立、鞏固立下汗馬功勞的兩朝元老，張紘沒有另外一名元老張昭的固執，動輒以顧命大臣自居，而是居功不自傲，“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誌。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時時提醒孫權，語重心長，同時不忘君臣之禮，難怪孫權會“省書流涕”，傷心不已了，足顯一代名士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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