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方是高度封建化的。
江戶的德川幕府推行的一國一城令，限製地方藩鎮的城池數量，讓一國的藩鎮地主集中到一個地方居住。
同時限製登記沒有達到足夠標準的藩鎮，隻能建設沒有院牆的開放式陣屋。
這稍微降低了一些封建化的程度。
但在土地製度上仍然是封建化的。
除了商人和工匠這種城市居民之外，所有的武家和貴族階層，全部都是土地領主。
絕大部分的土地領主，都是自己經營和管理自己的土地。
絕大部分的土地，也隻歸對應的領主管理。
絕大多數農民，都依附於耕種的土地，依附於對應的土地領主。
絕大部分的土地稅收，都是由負責耕種土地的農民，直接交給對應的土地領主。
絕大部分稅收都是糧食，是大米和小麥。
也就是說，這個係統中的收益分配關係，是簡單到了極限的。
簡單意味著效率高，意味著統治者對土地收益的榨取能力，也會非常接近理論極限。
日本的傳統收稅比例對半分。
按照大明的說法就是五成上交，五成自留。
但是經常會出現六公四民的情況，也就是六成收益上交，四成留給農民自己。
如果反過來，四公六民，領主隻收四成的話，就已經算是仁政了。
有些離譜的地方，出現過八公二民，八成收入上交，兩成留給農民的詭異情況。
絕大部分農民吃不到自己種植大米和小麥，自己吃雜糧和野菜。
再加上日本多山地，降水也比較充足，農民可以靠土地產出主糧之外的方法生活。
與此同時，日本封建領主收稅比例大，不代表農民交了這些東西就完事了，一樣要給領主乾活。
封建製度高度發達地區的農民，基本上都是隻能保持勉強活著的狀態。
領主直接管轄的範圍越小，越是能高度精細化操作，讓農民在死不了的狀態，壓榨出儘可能多的產出。
日本武士集團對自己內部的底層同樣是壓榨的。
比較窮困的武士可以每天兩頓飯，一個飯團加個醃梅子就當一頓飯。
比較窮困的大名，就是窮武士套餐再加個小鹹魚。
日本不算北海道，耕地麵積隻有三百萬公頃，還不到山東省的一半。
但是農業和工業革命之前，就養出了三千萬人口，就是靠這種“可持續性的竭澤而漁”。
萬曆年間，日本入侵朝鮮的時候，朝鮮農民因為受不了朝鮮兩班貴族的壓榨，簞食壺漿歡迎日本人。
日本人來了之後非常感動，決定在朝鮮普遍實行四公六民的仁政。
於是朝鮮農民又造反歡迎大明了。
反過來看，田意明根除了水戶藩原有的武家體係，如果要維持原有的社會和稅收製度，就要再創造同樣多的封建領主。
讓一個個士兵變成土地領主，具體分管少量的土地和農民，繼續搞可持續性的竭澤而漁。
田意明顯然是不能那麼乾的，大明也不會允許這種事情。
那樣大明不就白來了嗎？
田意明也不可能在每個藩都留下幾千士兵。
所以大明駐日本軍團接收之後，水戶藩等地的社會和稅收製度必須改變。
但是改變也要講究方式方法。
如果將稅收直接降到一公九民，同時宣布要求農民配合清點土地，宣布把土地發給農民，宣布要給他們發田契。
日本農民不可能相信，很可能會以為這就是個騙局，目的是找出他們在山中自行開墾的私田。
衙門把土地直接分給他們，他們會本能的以為，這是要讓他們當武士了。
在開始行動之前，田意明向其他的大明軍官，以及沈初等高級文官介紹過日本的情況。
眾人一起討論過之後，認為清理掉日本的武家係統之後，直接改軍屯衛所和農業公司製度是最合適的。
不過在對外宣稱上要做一些本地化的調整。
對日本的農民宣布，原來幕府將軍、大名、武士們土地，以後全部歸大明皇帝所有。
宣布所有農民都要給大明皇帝種田，種田所得的收益按照日本傳統，朝廷和農民對半分，一半上交，一半自留。
但不再對普通農民索要其他的東西，不再安排沒有報酬的差遣和徭役。
不過上交的這五成糧食，也不會送去大明本土，日本本來就山多地狹，糧價比大明本土貴不少。
從日本運糧食去大明本土是純賠錢的買賣。
這五成收到手的糧食要在日本本土處理掉。
其中兩成賣給日本的城鎮居民和商人換成金銀，一半送回大明本土解送京師，一半留給駐日本軍團作為軍官俸祿。
剩下三成糧食，都以實物的形式留在衛所本地，用於給日本衛所的仆從兵發軍餉。
每一戶人家都安排一個青壯年去當仆從兵。
最終形成二公八民的實際稅收比例，但民間青壯要接受民兵級彆的訓練，同時承擔衛所的工程建設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