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耿昌站了出來,他的聲音在喧鬨的會場中如同驚雷般炸響,“我們當然能證明!”
他大步流星地走到那座古老的鐘表前,目光炯炯,仿佛要穿透鐘表背後的曆史迷霧。他抬起手,堅定地指向鐘表,語氣中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諸位請看,這件鐘表,采用的工藝是琺琅。”
他頓了頓,環視四周,確保每個人都集中了注意力,才繼續說道,“但這種琺琅彩,與歐洲以及我國清代其他地區的琺琅彩截然不同。”他用手指輕輕敲擊鐘表表麵,“這是我國清代時期典型的廣琺琅,色彩鮮豔,工藝精湛。”
耿昌的語氣更加肯定,“因此,我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這是一件貨真價實的華夏清代乾隆年間的廣鐘!”
廣琺琅,是羊城巧匠們的心血結晶,他們在西洋透明琺琅的基礎上,融入了我們華夏獨特的文化元素,使其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想象一下,那些工匠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將西洋技法與華夏審美結合,又是如何在一次次嘗試中,最終創造出這獨一無二的藝術瑰寶。
這色彩鮮豔透明的琺琅,如同寶石般閃爍著迷人的光芒,紅似火,黃似金,綠似翠,藍似海,各種顏色交相輝映,美不勝收。其中最具特色的,莫過於那法藍時辰表,它是廣鐘的靈魂,是時間與藝術的完美結合。
這件清乾隆禦製銅鎏金嵌寶石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工藝之精湛,令人歎為觀止。工匠們巧妙地運用了琺琅工藝,使其色彩豔麗,細節之處更是精細入微。
那鐘上部葫蘆腹部轉花的底襯板,如同花朵般綻放,那葫蘆中間的綬帶,飄逸靈動,那鐘盤,更是精雕細琢,每一個數字、每一個刻度都清晰可見。這透明的琺琅,仿佛一層薄紗,將鐘表的機械之美與藝術之美完美融合。
這座融合了中西風格的自鳴鐘,是十八世紀廣鐘的代表之作。羊城,作為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前沿,是我們華夏最早接觸鐘表的地方之一,也是當時我國鐘表製作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乾隆年間,由於宮廷對西洋鐘表的熱愛,羊城成為了重要的對外貿易窗口,大量的西洋鐘表儀器從這裡源源不斷地輸入,經過粵海關,最終進入皇宮內廷。
這些西洋鐘表,不僅滿足了宮廷的需求,也激發了羊城工匠們的創作熱情。他們開始學習和借鑒西洋鐘表的製作技藝,並將其與華夏傳統工藝相結合,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廣鐘製作體係。到乾隆時期,羊城的鐘表製造業已經發展壯大,成為了我國生產自鳴鐘的重要基地。在清代,廣鐘一直是廣東地方官員向皇帝進貢的珍貴物品之一,代表著當時最高的製鐘工藝和文化交流的成果。
“根據我國史料記載,康熙五十九年,廣東巡撫楊琳的奏折稱:奴才訪得廣城能燒法藍人一名潘浮,原籍福建,住家羊城,試驗所製物件頗好……奴才隨與安頓家口,並帶徒弟黃瑞興、阮嘉傲二人,隨李乘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浮燒成法藍時辰表一個,鼻煙壺二個,鈾子八十領,合先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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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老這學識,嘖嘖,真是令人歎服啊!”一位旁觀者低聲讚歎,語氣中充滿了敬佩。
“可不是嘛,”另一人附和道,“一開口就引經據典,史料信手拈來,聽得我一愣一愣的。”
耿昌聽到這些議論,嘴角微微上揚,心中頗為得意。他清了清嗓子,繼續說道:“這位潘淳,原籍福建,卻在羊城落地生根,成為了早期廣鐘的代表人物。”
“說到廣鐘的代表作,就不得不提一件珍藏在粵省博物館的寶貝——銅胎鎏金透明琺琅花籃座鐘。”耿昌的語氣中充滿了自豪。
我國現存的銅胎鎏金透明琺琅花籃座鐘,完美體現了廣鐘的典型式樣和風格。這件珍品現藏於我國粵省博物館,靜靜地訴說著曆史的輝煌。
現收藏於廣東省博物館的銅胎鎏金透明琺琅花籃座鐘
鐘表整體以金、藍兩色為主色調,交相輝映,富麗堂皇。表盤采用羅馬數字,清晰易讀,四周環繞著寶藍色的透明琺琅,如同深邃的夜空點綴著點點星辰。
上方則雕刻著象征吉祥的傳統雙鹿圖案,栩栩如生,寓意美好。座鐘頂部的圍欄,精雕細琢,宛如守護神般環繞著鐘體。角亭的設計,更是獨具匠心,展現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藝。
底足裝飾則采用了通雕的歐洲建築樣式,金碧輝煌,彰顯著中西合璧的藝術魅力。鐘身上,金色的光澤與藍色的琺琅交相輝映,營造出一種高貴典雅的氛圍。
雙鹿圖案線條流暢,栩栩如生,仿佛隨時都會躍出鐘麵。羅馬數字清晰可見,記錄著時間的流逝。歐洲建築樣式的底座,穩固而華麗,支撐著整個鐘表。
這件銅胎鎏金透明琺琅花籃座鐘,不僅是一件精美的計時工具,更是一件融合了中西文化的藝術珍品。我國專家鑒定後認為,鐘表上藍色基底的琺琅工藝被稱為廣琺琅,這足以證明它是一件地道的廣鐘。
此外,法藍時辰表也是廣鐘的一大特色。我們眼前的這座大吉葫蘆鐘,在製作上也大量使用了廣琺琅工藝,色彩豔麗,製作精細。鐘上部葫蘆腹部轉花的底襯板、葫蘆中間的綬帶以及鐘盤都采用了透明琺琅工藝,進一步印證了它是一件我國製造的廣鐘表。
說完這些之後,耿昌指著眼前的鐘表,“而我們眼前這座大吉葫蘆鐘,就使用了廣琺琅工藝,色彩豔麗,製作精細。特彆是葫蘆腹部轉花的底襯板、葫蘆中間的綬帶,以及鐘盤,都使用了透明琺琅工藝,這無疑是一件典型的廣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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