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說起萬神殿，這玩意可不是普通的組織，在宇宙中也是相當有實力，甚至於還吸收了不少其他文明的神靈加入其中！但主體還是地球出去的老鄉團做主，甚至於是地球老鄉團吸收外地神族，加強自己。
這造成了萬神殿非常的強勢。
當然這裡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一個文明隻要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對神靈沒那麼敬畏了……就好像地球，以前對神靈很敬畏，到了現代，嚴格來說是到了工業革命之後，對於神靈的敬畏程度就直線下降！
當然，信仰是信仰，敬畏是敬畏，這不能混為一談。
科學與迷信相對立，但與信仰不對立，信仰不是迷信，科學與信仰是互補的。科學依賴於理性，理性是人類的強**寶，但理性之外還有博大的領域——非理性的人性，善惡一體的、不可知的人性，那裡如同茫茫的黑暗宇宙，理性毫無施展餘地，科學點亮了一盞明燈，但可能永遠無法照亮那個深邃的人性的黑暗宇宙。認識到這一層不容易，曆史上多少先賢都走向了另外一條路。康德的客觀道德引出了尼采的超人論，尼采的超人論使得“全知、全能”的兩個形而上的理論特征世俗化，“全知全能的上帝”步入了人間，然後就變成了納粹思想的根基……而同時期的自然經驗主義巔峰休謨和受其影響誕生的新古典和新自由主義則成為了極權的最大敵人。回到現實，大部分國人總是誤解信仰為迷信，國人也長期以來沒有真正的信仰，隻能依附強權，導致千年以來實用主義、利己主義盛行，與此直接相關。天朝有很多拜佛燒香的人，其中真的信仰者寥寥無幾，很多迷信者其實隻是把“佛”或“上帝”當作現實中的強權來拜，希望得到回報。
這是對信仰的褻瀆。
信仰是對人性之不可知以及人類渺小的深刻認知，也是一種解脫之道。信仰是非理性的，他“非理性地”為人性中“善”的部分構建了虛幻的屏障，然後“非理性”地令這個屏障在信眾心中堅不可摧，就如同在人性的黑暗宇宙儘頭點亮了另一盞永不熄滅的燈，這盞燈與科學的燈一起點亮，為人類的小船護航。人性的“惡”也經常跳出來要熄滅這盞燈，但總是失敗，就如同愚昧也經常試圖熄滅科學的燈，也總是失敗。人類如果僅僅以科學思維思考以上問題，隻有自殺一條路，因為信仰賦予人生以意義，而沒有了信仰，一切都是無意義的徒勞。
當然，科技必然也會虛弱信仰，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上帝創造人類。
這是所有熟悉聖經故事都知道的，實際上不僅僅是上帝，任何神靈信仰的最初問題，都會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到底是怎麼來的！
人們敬畏造世主，並認為，人類的由神靈而來。
這基本上是神話故事的開篇。
但隨著科技的進步，這個說法基本都被推翻了。因為人類並不是由上帝創造，而是自然演化的結果。
這必然會造成信仰和科學的衝突。
這裡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剛一問世，就立刻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人們信仰了上千年的創世觀遭到了顛覆性的衝擊。保守的學界和宗教人士對達爾文的“異端邪說”大肆撻伐，卻無法阻止這場革命的蔓延。當風暴終於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登陸後，它改變的不僅是美國的學術進程，也改變了美國高等教育的麵貌。當進化論抵達美國後，科學界和宗教界立刻對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應。現在的學者們普遍認為，美國科學家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接受了達爾文進化論。儘管當時的學術權威路易斯·阿加西拒絕接受進化論，認為其缺少根據，但這不能阻止他的同事和學生熱情洋溢地支持達爾文的思想。早在1869年，美國哲學協會就授予了達爾文榮譽會員，相當於是“官方認可”了，這比歐洲學術機構對達爾文的正式認可早了很多年。雖然科學界對達爾文的支持越加普遍，但宗教界的反對之聲卻在不斷高漲。
一些批評達爾文的人縮短了人類進化的過程，將人的進化說成是從“從各種可愛的胡蘿卜變異”而來的；另有一些人認為，達爾文提出人類祖先是類人猿，而不是上帝，這是對人類莫大的侮辱。儘管這些評論看起來荒誕可笑，但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出於無知。實際上，宗教勢力不餘遺力地攻擊進化論，與其說是因為無知，更多是因為恐懼。
那麼宗教人士害怕的是什麼呢？
總的說來，他們害怕的有兩點信仰的喪失以及道德約束力的摧毀。由於進化論涉及到了整個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演變，神聖和理想的目標似乎一下子被逐出了人們生活的舞台。達爾文主義徹底否定了上帝造萬物的預定論，因而一切以其為基礎的價值觀、道德觀也會隨之土崩瓦解。所以，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及80年代早期，宗教勢力竭儘全力地試圖扼殺在美國高校中蔓延的進化論，必要時甚至采用威脅和攻擊的手段。宗教會議警告大學董事會，董事會要求校長拒絕聘請認同進化論的教師。他們以布道壇和宗教刊物作為陣地，迫使學院和教師遵守規定，改正錯誤。一場新舊思想的交鋒勢必將成為捍衛學院的鬥爭。
然而，這種交鋒並沒有變成一場正麵對決。教會對學院的強大影響力，的確給學院造成了不少困難，但宗教勢力反對進化論的態度其實並非始終如一，在正統與異端之間有著很大一片模糊地帶。教會態度的模糊是很多方麵的因素造成的。美國原本就沒有統一的基督教會，各派彆對進化論的接受程度不一樣；不同學院和教會的緊密程度也不一樣；此外，教會的態度也取決於學者或校長捍衛學術聲譽的決心和能力。在這種捉摸不定的環境下，學者們往往搞不清學術的安全界限和正統觀念的範圍在哪兒，總是“不小心”就越過了界限，結果是許多溫和的進化論者反而率先淪為犧牲者。我們先來看看最保守的神學院中的情況。1857年，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長老會神學院聘用了保守的詹姆斯·伍德羅，出任自然科學教授一職。
這位伍德羅教授始終致力於調和科學與神學之間的矛盾，但進化論的出現卻使他的工作陷入困境。董事會開始懷疑伍德羅接受了進化論思想，於是要求其公開闡述立場。儘管伍德羅巧妙地使用《聖經》打消了董事會的疑慮，但教會還是抓住了他論述上的一個微小“漏洞”，並迫使董事會將其辭退。教會給出的解釋是伍德羅的解釋雖然不違背《聖經》，但與長老會的解釋相抵觸。當然，伍德羅的事件僅表明了，當時最保守的神學院對新思想的恐懼。相比之下，在更開明的東部學院裡，科學和宗教之間的關係則要和諧很多，進化論的思想也更容易被學院接受。在1880年的耶魯大學教師名單中，就有好幾位是進化論者；而同時期的哈佛大學，在校長查爾斯·艾略特的帶領下，正在成為進化論的大本營。
但實際上，即使是在這些學校中也存在一個思想衝突的領域。儘管這個領域也同樣模糊，但學院的牧師院長們卻一直在努力維持著這之間的界限。一旦衝突發生，他們就宣布“進化論到此為止。”
可人為的控製並不奏效，一旦允許進化論進入大學，此後就很難對其進行封鎖和禁止。19世紀末發生在耶魯大學的波特—薩姆納事件就是明證。
波特是耶魯大學校長，他曾在1872年不顧宗教勢力反對聘用了“離經叛道”的薩姆納教授。但是在1879年，波特要求薩姆納放棄使用英國思想家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作為教科書，引發雙方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