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在少年時期便展現出非凡的聰慧與勇敢。七歲時，他聽聞彆人講《左氏春秋》，便深深喜愛上這部史書，不僅能熟練背誦，還能準確講出其中要義。在那個年紀，許多孩子還在嬉戲玩耍，司馬光卻已沉浸在知識的海洋中，展現出遠超同齡人的學習能力和領悟力。
而“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更是廣為流傳。一群孩子在庭院中玩耍，一兒不慎跌入甕中，其他孩子驚慌失措，紛紛棄去。唯有司馬光沉著冷靜，迅速搬起石頭砸破甕，使水流出，成功救出了落水的同伴。這個故事充分體現了司馬光在危急時刻的勇敢和機智，以及他超越常人的心理素質和逆向思維能力。此事不僅在當時的東京和洛陽被畫成圖畫廣泛流傳，也成為了中華民族曆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話。他的勇敢行為得到了眾人的讚歎，一位老人激動地稱讚他：“自古以來，還沒有見過這麼小的孩子，就能救人，真是好樣的！”司馬光少年時期的這些表現，為他日後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步入仕途，直言敢諫
（一）為官清正，不畏權勢
司馬光步入仕途後，始終堅守原則，為官清正，不畏權勢。嘉佑中，內臣麥允言去世，念其以前有軍功在身，皇帝特賜其鹵簿。司馬光對此堅決反對，他認為：“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功大勳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以為法。”司馬光的直言不諱，體現了他對禮法的尊重和對國家製度的維護。
皇佑三年，太師中書令夏竦去世，仁宗念及舊情，賜諡號“文正”。司馬光認為賜諡號國家有嚴格規定，先由太常禮院根據其功擬定諡，然後由群臣議定，再報請皇帝批準。而仁宗不經過群臣詳議，私賜諡號，極為不妥。再者，夏竦生前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不能以道德禮儀管家，外不能以忠君愛國立功，豈能獲“文正”諡號。司馬光兩次上書，直諫仁宗取消所賜諡號。仁宗雖然不愛聽，但認為他說得確實有道理，於是，交太常禮院審定後，將諡號由“文正”改為“文莊”。
（二）勸立皇子，穩定朝綱
司馬光深知國家穩定的重要性，數次上書宋仁宗確立繼承人，以穩定朝綱。宋仁宗沒有兒子，許多朝廷重臣曾勸宋仁宗早日選定太子，可是都被宋仁宗拒絕。此時，滿朝大臣無不憂慮。幾個月後，宋仁宗的病情稍見好轉。並州通判司馬光三次上書，奏請宋仁宗立太子。禦史中丞包拯也進言：“臣請立太子，是為宋朝的天下。我年已七十，而且無子，絕不是為自己今後打算。”宋仁宗很感動。
後來司馬光進京，麵奏宋仁宗：“臣在並州三次上書，願陛下果斷力行。”宋神宗說：“為立太子的事吧？忠臣之言。”退朝以後，司馬光急忙去見韓琦，說：“倘若不及時立太子，他日再想說就晚了。”韓琦拱手說：“敢不儘力！”這時，江州呂誨的上書，也送到韓琦這裡。韓琦進宮，把司馬光、呂誨的上書讀給宋仁宗聽。宋仁宗說：“朕有意久了，究竟何人可立為太子？”韓琦連忙答道：“這事非臣等所敢私議，請陛下自擇。”宋仁宗說：“過去宮中曾撫養二子，年少的不聰慧，還是立年長的宗室吧！”韓琦聽罷，極力讚成。在趙曙入宮一事中，司馬光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朝廷的穩定做出了貢獻。
三、反對變法，堅持己見
（一）變法分歧的根源
北宋中期，麵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和社會問題。王安石主張變法以富國強兵，通過一係列激進的改革措施來改變國家的困境。而司馬光則認為變法過於激進，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問題。兩人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在於對國家治理方式的不同認知。司馬光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主張以倫理綱常為基礎，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改革。他認為國家的穩定和秩序是至關重要的，而王安石的變法可能會破壞這種穩定。
（二）反對新法的立場
司馬光堅決反對王安石的新法，尤其是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等。以青苗法為例，王安石本意是在農民青黃不接時，由政府貸款給農民，以緩解農民的困境，同時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然而，司馬光認為這一政策在實際執行中存在諸多問題。政府以20的年利率貸款給農戶，雖然看似低於民間高利貸，但在實際操作中，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政績，可能會強製農民借貸，甚至擅自提高利率。這不僅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反而可能使農民陷入更深的困境。
（三）堅持反對的原因
首先，司馬光認為王安石變法的一些措施過於簡單粗暴，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比如青苗法，如果朝廷不下達指標就無法推行，如果下達指標下級官吏就會胡作非為。其次，司馬光對王安石用人不當提出質疑。王安石任用呂惠卿等人，這些人在變法過程中成為黨爭的工具，使得變法偏離了原本的方向。再者，司馬光認為開源就是盤剝百姓。他主張節流節省開支，認為北宋的官僚集團龐大且俸祿高，節流才是解決財政問題的關鍵。最後，司馬光在宋遼關係上堅持以和平為主，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可能會引發戰爭，破壞和平穩定的局麵。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