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0日，是傳統的端午節。陝西西安南郊一所有名的理工科大學校園裡綠蔭如蓋，五色繽紛的月季、石榴、馬櫻花爭芳鬥豔。這天上午，突然一個炸雷般的消息驚得人們目瞪口呆：王玉榮教授把他的老伴和孫子殺了！
“不會吧？這怎麼可能呢？”
“真的。聽說公安局已經把兩具屍首和自殺沒死的王教授弄走了！”
中午下班，提著端午節粽子、糖糕和綠豆糕的教職員工們回到大學南村家屬區時，從一號樓前簇擁的人群中那竊竊私語和驚魂甫定的目光裡，證實了傳聞的千真萬確。
最早目睹這幕慘景的，是王玉榮的兒媳淑英。淑英是到公公婆婆家來看望兒子王晶的。
三天前，16歲的王晶被爺爺強行接到這裡，為的是對這個唯一的孫子的學業進行監督和“填鴨”式輔導。去年秋天，王晶沒有考上重點高中，令堂堂的大學教授王玉榮痛心疾首。他並不責怪心愛的孫子——他堅信孫子的血液和腦髓中有自己絕對優秀的遺傳因子。
他嚴厲斥責當工人的兒子和兒媳教子無方。他要傾儘大學教授的智力和底蘊，像當年帶研究生一樣，使這個孫子“變渣為鋼”，在這個競爭日趨激烈的人世間將來有一塊立足之地。說“強行接回”並不為過，因為兒子新聲、兒媳淑英、老伴孫安秀連同王晶本人對此舉都不苟同，隻是懼於“老太爺”的偏執和威嚴，誰也不敢硬抗。於是，在王玉榮教授第三次登門“要人”時，終於像押解少年犯一樣，把一臉不樂意的孫子連同一大堆學習參考資料通通帶到自己家中。
作為母親的淑英，心疼自己的獨子。她知道婆婆退休後又返聘回總務科上班，顧不得給孩子做飯。公公雖已退休賦閒，但是科研、教學的專家，對理家、做飯卻完全是門外漢。不知這幾天兒子是否能吃飽、吃好，她放心不下。正好這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節，她特意在單位請了半天假，買了過節食品，騎自行車趕來，為的是趁兒子中午放學回來時看一看。
上午9點40分，淑英敲響了公婆家的房門，沒有人應聲。於是她掏出自留的鑰匙，開了房門，平靜地走進去。突然間，她發出一聲悲痛欲絕的哭喊……
展現在大學保衛處乾部眼前的，是一副慘不忍睹的景象：大臥室裡，66歲的女主人孫安秀頭顱四分五裂，床頭和涼席濺滿了粘著血跡；小臥室中，裹著毛巾被的16歲少年王晶頭部已砸得分不出五官；書房裡，滿頭白發的老教授王玉榮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凝結著紫黑色血斑的斧頭、刀片，插在牆腳插座中的兩根塑料電線，案頭那張筆跡清雋的遺書，向人們無言地講述著這樁慘絕人寰的血案。
在陝西武警總隊醫院的急救室時，插著氧氣管、輸血管、輸液管的王玉榮逐漸脫離了死神的懷抱，急驟起伏的瘦削胸脯趨於平緩。淚水沿著眼角深深的皺紋流過麵頰，濡濕了雪白的枕套，翕動的嘴唇艱難而微弱地吐露著一個個孤單的字：“媽……媽……”
負責監護的偵查員側耳傾聽，終於聽懂了，他是在呼喚母親。
他有一個95歲高齡的母親。也就是為了至親至愛的母親，他不惜舍棄自己的一切，甚至甘願淪為殺妻戮孫、為倫理道德所不齒的凶手。難道這也是“孝”之所至嗎？！無人能夠回答。
1937年11月，8歲的王玉榮和兩個妹妹跟隨父母從與揚州毗鄰的江都縣向西逃難，像幾顆隨風飄零的種子，最後在千裡之外的陝西省宅雞市落了戶。
不幸接連降臨。就在王玉榮小學畢業前夕，他的父親癱瘓了，幾年後撒手西去。一家7口的重擔，壓在目不識丁的母親肩上。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行將傾圮的屋頂，賣麻花、賣茶葉蛋、賣洗臉水、賣大碗茶，咬著牙忍著淚讓兒子繼續學業。就這樣，王玉榮在慈母血汗哺育下，讀完初中、高中，並在解放前夕，考入了鹹陽工學院。
剛上大學二年級，母親就急於為他操辦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玉榮雖然不太樂意，但也沒有反對，他絕不違背他母親的意願。那時候，時興早婚，不少讀初中甚至小學的男學生已經當上了丈夫，有的已是孩子的父親了，何況王玉榮已經21歲，何況母親為此十分高興。
妻子孫安秀小他1歲，同是客居寶雞的江都老鄉，兩家的長輩是世交。孫安秀隻是小學畢業。小學比大學要差好大一截，但王玉榮沒有什麼理由挑剔。這樁由母親包辦而又本人情願的婚姻、既沒有給他帶來太多的歡樂，也沒有給他帶來太多的痛苦。
一年後，妻子孫安秀生下一個男孩，當上了奶奶的母親自然是喜不自禁。而在王玉榮看來，這不過是送給母親的一個最好的禮物。
大學，總把最優秀的畢業生首先留給自己。品學兼優的王玉榮留校任教了。第一次領到工資，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馬上到郵局將工資的一半寄給母親。孫安秀對此並不介意。1956年全國工資普調後，他仍然像“鐵律”一樣寄出工資的二分之一。而這時，愛情已沒了新鮮感，並且他已經是一兒兩女的五口之家了。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