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郊外的刑場。寂寥蒼涼。茫茫東方，一抹晨曦，似血一樣鮮紅。沒有一棵樹，隻有無邊的亂草，綴著涼森森的露珠，一直鋪向地獄的門坎。風，早已屏住了呼吸。蜿蜒曲折的小溪，無聲地用破碎的霧靄遮著臉兒，仿佛不忍心看到這幕悲劇。
默默行駛的警車，黛色的，遠遠看去，襯著蛋青色的天幕，像一幅剪影。
警車悄然停住了。從車上跳下幾個公安刑警。最後下車的是一個反綁著雙手的年輕罪犯，但沒有剃光頭，也沒有穿獄中色彩單調的囚服。雪白的襯衣，掖在深藍色的長褲裡，留著時髦的略有些卷曲的長發，高挑個兒，身材勻稱，帶著幾分瀟灑。他默默地打量著這個陌生的世界，平靜、自然，那一張還帶著稚氣的圓臉，蒼白、清秀，沒有恐懼，也看不出一絲驚惶的神色。
“還有什麼話要交代麼？”一個法警戴著潔白的手套，輕聲地問。
“沒有了。謝謝。”罪犯淒然一笑，泰然自若地問答。
“那你自己往前走去吧！”法警吩咐著，側轉過身子，舉起了烏亮的手槍。
年輕的罪犯抬起頭，深情地凝望著高遠的晨空。一縷雲彩，染上了曙光，像飄動的彩綢，輕盈地靜靜地橫亙長天。遠處的鬨市，城廓如煙，縹縹緲緲。他略微躊躇了一會，便邁開了腳步。
“砰——”瞬間一聲淒厲的槍響，罪犯猝然倒地。棲息在草叢中的一群小鳥，失聲驚叫著，直插雲天。大地驚醒了。
法醫小心翼翼地扒開罪犯的眼睛，細細地察看耳膜，借著絢麗的一線陽光，一絲不苟地在執刑情況報告書上寫著：“瞳孔放大，耳膜出血，脈搏停止，一槍斃命。”
最後，簽上自己的名字。
12分鐘後，刑場上印跡全無。一個被悄悄處決的人，永遠地從世界上消失了。
這是一個罕見的惡性案件。發生在南昌市前進路的一個大院裡。
這個院子是典型的舊式巷子。鵝卵石鋪成的小徑，終年潮潤潤的。夾牆高聳，一色是青砌成的風火牆。風雨剝蝕，長著斑斑駁駁的暗綠色的苔蘚。烏瓦，斜開的院門，門外，有三五級不等的石階。居住這裡的市民，職業比較複雜。多數是在服務、手工業、建築等行業工作的。古風猶在，鄰裡之間，洋溢著傳統的美得和濃鬱的情趣，不像那些派頭十足的大機關家屬區，咫尺之間，老死不相往來。
1984年的盛夏，氣溫高達攝氏40度，熱氣蒸人。家家便把竹床、竹躺椅擺出來，泡上一壺茶。人們一邊搖著大蒲扇，一邊擺著龍門陣，從街頭到巷尾，熙熙攘攘，仿佛是個大家庭。
不久以前，新搬來了一家，住在巷子正中，這家主人姓陶，年近60，依然是膀闊腰圓，粗粗壯壯，看去隻有50上下。兩個兒子，有30開外，長得和他們的父親一樣。三個鐵塔式的男子漢，都是磚瓦廠的出窯工。或許是煙熏火燎緣故吧，一個個養成了火爆子脾氣，他們和巷子裡的居民都合不來，他們看不起誰，誰也不願意惹他們。隻有老大的媳婦，叫美蘭，卻是個賢淑的人，但膽小怕事，有時偷偷和鄰裡走動走動，隻要被她那整天陰沉著臉的婆婆看到，便要莫名其妙地被訓一頓，一天到晚，惶惶然，仿佛是受驚的可憐的小鹿。
陶家的孤傲，若不與人們搭界，倒沒什麼，人常說井水不犯河水，大家還可以和平相處的。不知是看到巷子裡的人軟弱可欺，還是另有什麼原因，漸漸地，變得相當霸道起來。
小巷裡隻有三個公用的自來水龍頭，這三位好漢下班回來，渾身煙塵，一人便占一個，即使有人在那裡洗米洗菜，他們也旁若無人，把頭伸到水龍頭下麵，嘩嘩地衝個痛快，濺得人滿臉滿身是水漬，竟毫不在意。夏日傍晚，陶家五張個床，長龍似地排在巷子正中，便占儘了小巷中通風最好的黃金地帶。
開始，善良的人們總是忍讓，或相勸幾句，但得到的往往是嘲諷，話說重了些，兜頭一頓惡罵。偶爾，觸犯眾怒，巷子裡的老居民都出來打抱不平，陶家幾條漢子便一齊出馬，揮拳恫嚇，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氣概。
居委會主任是個愛嘮叨的老太太，心善，上門細聲細語地做“思想工作”，陶家主任亦派老太太出來擋陣。
“主任大人，我們是出窯工，粗人，懂不得那麼多規矩。”說完，故意把鍋鏟往鍋裡一甩，咣當一聲刺耳的響聲，算是下了個文明含蓄的逐客令。
遭難最甚的是陶家的鄰居，那是理發世家，姓章。人們往往看不起理發這門手藝，認為“頂上功夫”，章師傅卻在巷子中負有盛名。他不僅手藝精，而且人緣好，50開外了，個子不大，穿一套得體的小西裝，眉毛淡淡的，眼睛中含著謙和的笑意，儘管頭發不多，但梳理得整整齊齊。老兩口隻有一個獨生兒子，名字叫章玉元。章玉元去年高中畢業，沒有上大學，章師傅本想叫他學理發，又怕委屈了孩子，便請人幫忙，讓兒子在一個頗有名氣的中學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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