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卦六爻也講述了唐武宗、唐宣宗勵精圖治，締造唐朝中興局麵的曆史故事。
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飛行時前途不明，垂下翅膀。君子出行，三天不吃東西。有所行動，主人有怨言。
明夷，可以理解為失意，艱難，我將其理解為前路不明。太陽落山了，黑夜降臨，一隻鳥看不到光亮，找不到方向，隻能垂下翅膀，緩緩飛行。
這隻鳥指代什麼？
指代一個遭遇不公待遇的謙謙君子。他忙到廢寢忘食，三天沒有吃東西，但是上司還責備他工作乾得不夠好，事情做得不夠漂亮。
唐武宗初登基時，前景混沌不明。其時宦官專權而相權不顯，事無巨細皇帝說了不算，宰相說了也不算，宦官說了才算。
其實宦官說了也未必算，因為詔令頒布下去後，地方藩鎮大多陽奉陰違。尤其當年安祿山賴以起家的河朔三鎮，可能連樣子都不屑裝一裝。
很長一段時間裡，唐武宗隻能夾著翅膀做皇帝。但他也在悄悄地謀篇布局。
中晚唐弊政的根源在哪裡，是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嗎？
不是。
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是果，不是因。
因在哪裡？
皇帝弱而仕途濫。
為什麼不說製度有缺陷呢？因為任何製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任何製度都有缺陷。
人類曆史上，沒有絕對的法治、人治或是德治。
因為法由人定，由人廢立，由人執行，不可避免地要摻雜人的意誌。
而人類治國，必須遵循一定的規章製度，必須有或約定或俗成的一套行為規範及獎懲措施，否則天下豈不亂套？
而規章製度、行為規範、獎懲措施的製定，必須依據人們公認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道德觀念。
也就是說，從古至今，法治、人治和德治一直相輔相成，互為表裡，其區彆隻在於權重各有不同而已。
當然，差之毫厘謬以千裡，出發點的些微不同，往往會導致風俗、風貌、風氣和觀念的大相徑庭。
說回唐朝，皇帝弱而仕途濫，導致皇權與相權疲軟無力，以致宦官和藩鎮權力失控。
皇帝能力強弱這個問題，在封建社會幾近無解，就像當時的農民種田一樣，收成主要看天。但真要爛到了根子上，爛到了骨子裡，也不是沒有辦法：改朝換代。
唐武宗當然不會自己解決自己，他的治政能力也不弱，所以他要解決的是仕途過濫的問題。
仕途過濫的直接結果，是百官無能且拉幫結派，安於現狀卻貪贓枉法。
仕途過濫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唐代選拔官吏的重要途徑，科舉製早已不可避免出現徇私舞弊的腐敗現象。連官吏的源頭都已經不清不白，渾濁不堪了，官場又如何能夠清廉勤政呢？
唐武宗決定嚴格控製官吏的科舉選拔工作，以此提升整個封建官僚集團的素質。
他首先從製度上控製進士及第的人數，以此強化考核，遴選真才實學者。接著他又對新科進士的實授作了嚴格的規定，要求進士們至少要在基層工作兩年，經考核合格後才能實授官職。這樣選拔出來的官員，不僅有才能，而且多少懂得一些民間疾苦。
實際上，相比科考製，門蔭製才是腐敗的重災區。
許多官宦世家子弟因為能自幼授官，故往往“多不求學”。這些不學無術的膏粱子弟一旦進入仕途，必然大大拉低官僚隊伍的整體素質。
因此在優化科考製度的同時，唐武宗又對朝官的門蔭特權進行了限製，同時要求官員不得隨意兼職。
為儘快提升朝官集團素質，唐武宗進行了一係列強有力的改革。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從重從嚴，以嚴刑峻法懲治貪汙腐敗。
公元841年正月，唐武宗下詔，稱官吏貪贓枉法不應有特殊待遇，文武官員貪汙絲絹三十匹及以上者，殺。同年二月，他再次下詔，稱官吏貪汙滿千錢者，殺。
唐武宗一朝有三次大赦天下，但“官吏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者一起，均不在大赦之列。
唐武宗的廉政建設不僅反貪，而且還狠刹宴飲遊樂的風氣，嚴禁官員無節製的遊宴，並取締了進士曲江集宴。
宴飲遊樂本是滋生腐敗的溫床，進士曲江集宴更是官僚結黨的絕佳場所。
在唐朝，讀書人通過鄉試要參加一次鹿鳴宴，通過禮部考試進士及第後要參加一次曲江宴。通過吏部選拔之後還要來一次燒尾宴，寓意“神龍燒尾，直上青雲”是也。
顧名思義，曲江宴通常在曲江上舉行。曲江位於京都長安城東南，在唐朝是皇家園林所在地。皇城根下，地位不是一般的高。
不知何時開始，同期進士們總要相約在曲江畔的杏園中舉辦一次宴席，大家觥籌交錯，談笑風生，稱兄道弟後，再由吏部安排去處，各奔東西。這個宴席，就是進士曲江集宴，簡稱曲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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