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君臣處境都很艱難，不是自己的原因。
宋太祖最擔心的也許不是個人安危，甚至不是虎視眈眈的境外強敵，他最擔心的，或許是自己的身邊人。當年後周太祖郭威黃袍加身還曆曆在目，自己發動陳橋驛兵變更是記憶猶新，這讓宋太祖意識到越是親信越不能相信，而且他篤定槍杆子才能出政權。
所以宋太祖認為，兵權一定不能交給親信，且一定要削弱軍事統帥的力量。於是他召來趙普，問道：“從唐末以來數十年，皇帝已經換了八個家族了，戰爭頻繁而民不聊生，這是為什麼呢？朕想休戈止兵，讓天下長治久安啊！”
趙普不愧當代蕭何，聞弦歌而知雅意。他的回答也是從空中切入落到實地，不著痕跡地為宋太祖解決了實際問題：陛下能思考這個問題，真是天地人神的福氣啊。造成天下混亂的原因，無非是藩鎮的權力太大，使得君弱而臣強罷了。陛下隻有削弱藩鎮的權力，限製他們的財政，沒收他們的精兵，天下就會和平了。
宋太祖長籲了一口氣。
公元961年7月，宋太祖退朝之後，留下當年的從龍重臣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等高級將領，擺上禦宴，斟上禦酒，相談甚歡。
酒至半酣，趙匡胤忽然話風一轉，對這些心腹愛將歎息道：“我如果沒有諸位，當不了皇帝。但如今我貴為天子，卻還不如當年做節度使快樂。當了皇帝之後，我沒有一天睡過一個好覺。”
石守信等人大驚失色，趕緊表忠心：“如今天下已定，誰敢再有異心？”
趙匡胤酒後吐真言，悠悠問道：“如果有一天，有人把黃袍披在你們身上，擁立你們當皇帝。你們就算不想造反，還由得你們嗎？”
話已挑明，怎麼做就看諸位將領的了。
滿腹酒意化作滿頭暴汗，石守信們齊刷刷跪下磕頭，哭著請陛下垂憐，給他們指一條生路。
宋太祖說人生苦短，猶如白駒過隙，建議各位將領不如多積攢一些錢財，多買一些房產，傳給子孫後代，又可在家中多多蓄養歌妓舞女，安享天年。如此君臣之間終於沒有疑忌，上下相安，豈不為美？
諸將大喜拜謝，第二日早朝紛紛稱病請辭。宋太祖一一批準，並授予他們高官厚祿。
就在這一年，在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幽居在故鄉的後晉年間狀元寇湘喜得一子，名為寇準，字平仲。
公元969年，趙匡胤召諸鎮節度使入朝，在皇宮後苑設宴，第二次杯酒釋兵權，將各位節度使改授閒散官銜。
自從宋代實施文官掌軍製。
這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突出了文治路線，防止了軍隊叛變和篡位，有利於保障國家的安全和穩定，有利於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繁榮。另一方麵降低了軍事力量，使邊防陷於不利。尤其宋真宗以後，文人顯貴而武人失語，邊軍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戰力疲弱，使宋朝不懼內憂而多外患，在外交上一直處於弱勢地位。
其政策之得失，瑕瑜互見。
就在這一年，宋太祖率軍親征北漢，因遼國來援，宋軍暫時退兵。一位叫楊繼業的北漢將領認為契丹人貪利棄信，遲早會向北漢發動戰爭。他建議北漢國主劉繼元趁契丹救兵驕而無備發動突襲，獲取他們的數萬戰馬後，再攜河東之地歸附宋朝。
劉繼元對此不置可否。
十年之後，北漢亡於宋朝。劉繼元決定投降後，楊繼業依然據城苦守。宋太宗讓劉繼元勸降，楊繼業這才北麵而拜，痛哭而降。宋太宗善加慰撫，任命他為代州（今山西忻州代縣）知州兼任三交駐泊兵馬部署，成為北宋抗遼名將。
北漢，是五代十國中最後一個滅亡的政權。在此之前，宋太祖已先後率軍滅後蜀、南漢和南唐，將其屬地納入宋朝版圖。他深知天下未定，故待這些亡國君主極好，使他們均“以降王而享國封”。比如後蜀亡國之君孟昶，被封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
孟昶和南唐後主李煜一樣，也喜愛文學藝術。如果說李煜開啟了宋詞時代，孟昶澤重新定義了儒家經典。
由他下令刊刻的儒家“十一經”，是後世儒家編訂“四書五經”的基礎。
儒家十一經包括唐朝九經《易經》《書經》《詩經》《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儀禮》《禮記》《周禮》，以及《論語》《孟子》。這是《孟子》首次躋入儒家諸經行列。
後世儒家在唐朝九經的基礎上將春秋三傳合為《春秋》，將三禮合為《禮經》，便整編出儒家“五經”。
而“四書”則是從《禮經》中抽出《大學》與《中庸》，與《論語》《孟子》合稱而得。
此外，據說春聯是孟昶發明創造出來的。這是中國詩歌文化和年俗文化結合的產物，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同樣深遠。
據記載，公元964年春節，孟昶自題春聯貼在寢宮門口，聯雲：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此乃我國有史可據最早的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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