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三人同行則損失一人，一人出行則得到朋友。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而易經則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條件相同，結果卻不同，為什麼？
因為心態不同。
我們如果抱著學習的心態，虛心學人之所長時，三人行必有我師。但往往人多則相疑，且觀點也是見仁見智，不儘相同，那麼三人同行則必有一人被傷害。好比王安石變法，朝堂之上有支持的，有中立的，也有反對的。結果反對者一派大多被貶謫外放。
另一方麵，人是群居動物，獨自一人出門在外，不僅感到孤獨，而且勢單力薄，反而更容易交到朋友。
蘇軾也是新法的反對派。司馬光去職離京這一年，蘇軾也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他主要針對的，還是青苗法。
青苗法，早在唐朝中後葉就已經有了，其主要目的就是為皇帝創收。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與唐朝略有不同，試圖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抑製民間高利貸、保護和賑濟民戶。
出發點是好的，問題在於能實現嗎？
民以食為天，米麵糧食向來是國家戰略物資。缺糧或糧價高，都會引起社會動蕩，所以需要國家出台製度，囤積糧食且調控糧價。
宋朝的應對措施是設置常平倉：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也就是說，豐年時以高於市場價收購老百姓的餘糧，防止穀賤傷農，荒年時則適量降低米價放售米糧，以平抑物價，賑濟百姓。
王安石認為舊有的常平製度過於呆板，於是在原有基礎上做了些許調整。他將常平倉、廣惠倉等國家糧倉的儲備糧食折算為本錢，然後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放貸給農民和城市手工業者。
這麼做目的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試圖在不加重農民負擔的同時，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而達成目的的關鍵是，通過國家放貸來替代民間高利貸，將利錢收歸國有。
王安石推出青苗法，並非沒有事實依據。當時，有些地方政府已在探索通過有息貸款救濟百姓，以防止高利貸盤剝並增加政府收入。王安石在地方任職時，也曾親自實踐過，效果非常不錯。
但當他在全國推行青苗法時，在實際執行中暴露了許多問題。
首先，利息並不低，最高可達三四分，而且不能隨借隨還。
其次，當放貸成為必須完成的任務和政績考評指標時，地方官吏就會以權力強行放貸，讓本無需要的老百姓也要借貸，以增加業績。
光以上兩條，青苗法就變成了地方政府放高利貸的苛政。
相比起來，民間借貸是自願行為，可隨借隨還，還不了還能拖欠一些時日，比起青苗法反而更有優勢。
蘇軾不僅上書直陳新法弊病，還利用所長寫詩反映問題。他的組詩《山村五絕》，就集中反映了新法實施後對農村造成的危害。其中一首七絕就描述了青苗法的危害：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手持竹杖藜草裹飯匆匆趕路，借貸來的青苗錢轉手就已花光。農村的孩子們大半到城市遊蕩，他們學會了城市的語言，卻荒廢了農耕生產。
論官位，蘇軾在當朝宰相王安石麵前，不是一個等量級的，還遠遠不夠看。但蘇軾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他是大宋朝最頂流的文藝明星。在當時，他寫的詩詞恐怕比周傑倫的歌還要流行，絕對風靡大街小巷，以致家喻戶曉。
蘇軾如果隻上幾個奏折，給皇帝寫幾個內參，王安石隻是微微一笑，未必會放在心上。但蘇軾的詩，相當於頂流網紅在互聯網上發了一篇閱讀量破千萬的帖子，這影響就鬨大了。
王安石出離憤怒，於是安排禦史上書彈劾蘇軾。蘇軾自請外放，被授予杭州通判。這對蘇軾來說，應該屬於提拔重用。
通判的全稱是“通判州事”，相當於副知州，且有直接向皇帝彙報工作的權力。蘇軾在杭州三年，配合杭州知州，為杭州人民做了許多實事，比如為杭州治理水旱蝗災，開挖六井解決老百姓飲水難問題等等，得到了當地百姓的擁戴。
公元1074年秋，蘇軾調任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妥妥成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在這裡，他抬頭遙望中秋明月，思緒縱橫天地人間，創作了令“餘詞儘廢”的中秋詞《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10，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彆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嬋娟。
他在密州兩年，捕蝗救災，懲治盜賊，登台求雨，尤其他舉全州之力搶救棄嬰的舉動，充滿人道主義色彩，成為千古美談。
密州本是貧困山區，加上連年饑荒，百姓生活難以為繼，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嬰兒丟棄道旁。蘇軾一邊開倉放糧解百姓燃眉之急，一邊上書朝廷請求撥款救災，他自己則與百姓同甘共苦，經常采摘野菜果腹。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