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我們借著上一句爻辭，能更好地理解這句爻辭。
九三爻強調要“有孚”，不要朝三暮四，不要出爾反爾，不要半途而廢，要誠心正意堅持改變。然後“有孚改命”，堅持作出改革，國家的命運、個人的命運因此改變，之前的各種懷疑、猶豫變成了無條件的信任和堅定的擁護。
在這種狀態下，你還會後悔嗎？肯定不會。
所以說，在最艱難的時候咬著牙再挺一挺，也許就會迎來一片新天地。
當年朱元璋被陳友諒打到身受重傷，大腳馬皇後背著他從屍山血海中跑出來，這才勉強撿了一條命。他但凡有一絲猶豫，有一絲退縮，他就打不贏鄱陽湖大戰，也就不會有大明三百年江山。後來，皇太子朱標把馬皇後營救老朱的一幕畫成畫貼身藏著。有一次父子倆吵架，朱元璋氣得火冒三丈，農民出身的他沒有那麼多講究，抄起棍子劈頭蓋臉就打。朱標也不躲，他裝作不小心把這幅畫落在地上，朱元璋看到後老淚縱橫，連兒子都顧不上打了。
現在，我們常說堅持就是勝利。
這句話也對也不對。明明知道是錯的，還要堅持鑽牛角尖，堅持搞破壞；明明知道舊的事物已經不適應新的形勢，還要堅持守舊而不革新，這樣的堅持當然不對。
易經就高明多了。它不會簡單地說堅持就是勝利，它所說的堅持是有前置條件的，是貞，是有孚。
貞，是持中守正；有孚，是有始有終。
我們不能走偏，不能走歪門邪道，我們要守正道，要走在中心線上，這樣我們才有必要堅持，才能有始有終。
朱元璋堅持肅貪倡廉，這本是治國正道，值得一以貫之，隻可惜手段過於酷烈酷，牽連過於深廣，稍顯矯枉過正。
所謂洪武四大案，是指朱元璋為治理貪汙而引發的四大案件。除了胡惟庸案以外，還有公元1382年的空印案，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和公元1393年的藍玉案。從時間線上看，幾乎貫穿了朱元璋的執政生涯。
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或有爭議，事情本身也極具爭議。相比其他三大案，朱元璋在空印案中殺的人是最少的，隻殺了幾百名官員。但這件案子的影響之大，卻非常罕見。
空印案不是一件簡單的貪汙腐敗案。
所謂空印，是指在空白的公務文書上提前加蓋印章。這很有可能是官員們為提高行政效率而采取的一種變通方式。
在明朝，各府、州、縣都要按稅製向朝廷繳納錢糧和軍需物資。按照規定，地方府衙的財政官員需要帶賬本來到京城，和戶部核對無誤後結算。如果賬目和實物不符，就須打回重新造冊，然後再加蓋地方府衙大印確認。
但當時的交通主要靠馬，不如今天坐飛機、火車這樣快捷方便，更沒有傳真和電子郵件。一些偏遠州縣到應天府，哪怕快馬八百裡加急，少說也得個把月才一個來回。考慮到太過耽誤時間，於是各地默許派京官員備有事先蓋好印信的空白文書以備使用。
這空印事件從元朝沿襲下來，各級官員全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從未明令禁止過。這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度量偏差不是小概率事件，幾乎百分之百會發生。
首先，糧食物資在運輸過程中定然會產生損耗。其次，就算一粒米不漏，毫無損耗，當時的秤遠不如現在這麼精確，兩杆秤稱出來的重量大概率不會相同。這種損耗和偏差，隻有到戶部核準時才能確定，所以派京官員們習慣帶著空印文書到京城填寫實際數目。
朱元璋獲知此事後大為震怒，認為這是官員們弄虛作假、欺君罔上，於是下令處死數百名主印官員，副手以下官吏則杖責一百後充軍。
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場冤案，但它反映了朱元璋反貪的決心。
浙江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朱元璋，力證官吏不可能用空印文書弄虛作假危害百姓，原因是空印賬冊蓋的是騎縫章，除非剛好用到整本賬冊，否則印章不完整，沒用。同時他從空印文書產生的客觀原因、國家沒有針對空印的立法、培養地方官員的艱辛三個角度，勸諫朱元璋要從輕處理此事。他上書的結果是涉案官員無人被赦免，自己因言獲罪，被流放。
如果從空印案本身看，老朱也許有些矯枉過正。但如果結合幾年後發生的郭桓案看，朱元璋殺得不算錯。
郭桓案說起來特彆簡單，無非是戶部侍郎郭桓等人夥同各級官吏作弊，貪墨盜賣官糧，中飽私囊。
郭桓案不僅是明朝曆史第一貪汙大案，甚至堪稱中國曆史上第一反貪大案。該案涉案金額雖非曆史最大，但也算特彆巨大。受此案牽連被殺的官員數量則絕對為曆史之最。
據朱元璋在《大誥》中按米折算，該案涉案金額“所廢者兩千四百餘萬精糧”。按明朝初年標準，鈔一錠折米一石，銀一兩折米二石，相當於一千二百多萬兩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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