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朱元璋多次下詔在南京建造備倭海船,南京逐漸成為明代最重要的造船中心。
洪武後期,造船場分布愈加廣泛,福建、浙江、山東、湖廣出現了許多大型造船廠。
明初造船業與宋元相比不遑多讓,造船規模之大,造船配套之齊全,造船質量之高,造船檢驗之嚴,均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
明代的造船巔峰無疑是永樂朝,仁宣之後,社會思潮趨於保守,航海的沒落直接帶來了造船業的沒落。
除了戰略收縮的政治因素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國內大型木料奇缺。
唐中期以來,氣溫一直處於下降趨勢,氣候條件的變壞,自然影響到樹木的生長,到了嘉靖和隆慶年間,作為江南糧倉的蘇州竟然六月飛雪。
不僅北方的大木材已經砍光了,就連南方也難找到大木料了。
三大殿被焚,朱翊鈞隻能命人去雲南、貴州、四川的深山老林裡去砍伐樹木,然後經過長江運到南京,再通過京杭大運河運到北京來,要多費事有多費事。
連修建皇宮的木料都這麼緊缺,哪有閒心事造船?
到了泰昌年間,山東水師、浙江水師、福建水師、廣東水師用的還是萬曆三十年前的戰船。
因為年久失修而朽壞不堪,在麵對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高大威猛的大船時,氣勢上就矮了一大截。
痛定思痛,常洛決定重振造船業。
然而船是造出來用的,隻有在長期使用過程中才能積累造船經驗,設計出更合理更適航的船隻。
明朝實行閉關政策,遠洋航行的需求幾乎沒有,順理成章,在建造遠洋船隻上自然就是一片空白。
泰昌七年正月初九,文華殿中,新年的第一次朝會,常洛就宣布,從今年開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逐步廢除維持了六百年的禁海令。
海禁政策宋朝就有,本質是爭奪海貿控製權。海禁是限製和禁止民間私人貿易,從而以官方朝貢貿易壟斷利潤,商人不是不可以出海做生意,而是必須取得朝廷允許,並且要課以重稅。
元朝實施官本船製度,由政府建造海船,發給本錢,挑選經手人入番貿易諸貨,利潤民三官七。
走私屢禁不止,大海商群起反對,官本船製度被廢棄。
元朝和阿拉伯、歐洲建立了海上絲綢之路,在巨額利潤的吸引之下,全國範圍內出現了棄種水稻改種桑樹的風潮,糧食產量稅減,爆發了大規模的饑荒,各地出現食人的現象。
朱元璋的父母就是餓死的,自然會從王朝穩定的角度禁海,從而保證農民種糧。
明朝大部分時期,針對由誰來主導海上絲路和利潤分配,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爆發了數次激烈的博弈。
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作為海上絲路的開啟者和源頭,卻走上了一條反時代、反曆史、反海洋的自絕之路,使華夏文明在近現代大幅落後於西方。
滿殿的文武大臣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孫承宗、袁可立等老臣紛紛表示反對,理由無非是:
"萬裡海疆洞開,不知會有多少奸邪之民趁機興風作浪,海船一旦出了碼頭,全不在朝廷管轄之下,長期海外行船通商,與海盜、倭寇、外邦攪和在一起,難免生出異誌,動搖國本。“
常洛目光堅定地掃視群臣,大聲說道:
"朕昨夜覽成祖實錄,當年三寶太監下西洋,共有六十三隻寶船。大船長達四十四丈四尺,闊達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十五丈。船上計有西洋官校、旗軍、通士、民稍、買辦、書手,共計兩萬七千六百七十名,何其雄哉?"
"再看看現在魯、浙、閩、粵諸省水師,用的都是些什麼船?荷蘭不過是個蕞爾小國,卻敢不遠萬裡來欺負人,幾百條船就能將福建半省夷為平地。恥辱!實在是恥辱!"
"成祖五征漠北,三征交趾,設三宣六慰,通使西域,貴州設省,疏通大運河,興建新都,經營哈密衛,經略奴兒乾都司、烏斯藏都司,長年累月麓川鏖戰,辦了這麼多大事,全靠那點田賦夠嗎?還不是海貿賺來的?"
大殿中鴉雀無聲。
鄭和下西洋其實是朱明皇室的官方壟斷行為,大損東南沿海士紳階層的利益。
二十八年間,鄭和七下西洋,大概花了六百萬兩白銀,平均每年二十萬兩白銀左右,占明初年財政收入的1左右,帝國財政完全可以承受。
下西洋的利潤是很高很高的。
一個青花瓷白盤,成本三十文,在南洋能賣二千五百文。
一個青花白碗,成本才二十文,在南洋能賣一千六百文。
差價在百倍左右,而且是皇帝女兒不愁嫁,有多少貨就能賣多少貨,比搶錢都來得快。
更恐怖的是,在蘇門答剌國,一百斤胡椒隻值一兩銀子。
帶回明朝每斤卻能賣十兩至二十兩,差價竟然在千倍以上。
鄭和下西洋賺的錢,直接進了朱棣的小金庫,戶部不能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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