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和權貴掌握生產資料土地，自然想要把勞動人民綁定在土地上永世為自己勞作。
擁有更多物產的人想要讓子孫也能繼續這樣傳承下去，所以有了世襲罔替這個詞。
邢承恩也想子孫世襲罔替，這就是這個世界的惡之源。
世界的真相，就是極少數人，想世襲罔替。
所有一切就是圍繞著這個展開、鬥爭。
為了世襲罔替，就必須崇物，因為物質崇拜後，物質能非常容易往後代傳承。
當整個社會默認這種遊戲規則，很顯然，持有更多“物”（土地、財富、生產資料）的人，將會在這個遊戲中，獲得絕對的碾壓優勢。
而精神崇拜下的社會，晉升規則自然有其特定的一套，比如努力、認真、主人翁、負責、奉獻、團結、犧牲等。
很顯然這種規則不利於世襲罔替，因為所有人都有條件、有機會去參與這個晉升。
自然而然的，為了實現世襲罔替，世界被逐漸改變成了權貴們想要的樣子。
從奴隸，到封建的王權，本質其實並沒有改變。
而資本出現後，內核還是一樣的，資本控製權力，從而達到世襲罔替。
隨著時代的不同，土地也好、財富也罷，或者後世的生產資料，其實都是一樣的。
誰掌握了，誰就掌握了一個國家。
要實現世襲罔替，必須鼓吹強者恒強。
而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強者不可能恒強。
因為強者會老，強者不停盤剝民眾，最終會被反噬。
這個反噬不一定來自於內部，也可能來自於自己國力極度衰退後，被外部其他強者毀滅。
比如、清末、民國就是這樣。
這就是矛盾的核心，權貴想世襲罔替，為了世襲罔替，就必須玩強者恒強。
可現實世界，強者永遠不可能恒強。
這就是王朝300年定律真正的、最底層的邏輯。
其實想要逆天改命的，恰恰是這從奴隸、到封建、到資本一代代不停想強者恒強，想要永世傳承、世襲罔替的權貴。
古代中國是農耕文明的發源地，人們在不斷勞作的過程中發現，土地所蘊藏的能量其實非常大。
生活於古代社會中的男男女女，堪稱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典範。
因為他們不僅時刻遵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原則，同時還按照自然法則的要求，過著“春種、夏忙、秋收、冬藏”的原始生活。
隻要按照自然規律去播撒種子，在經曆了春夏秋冬之後，就可以獲得大自然的饋贈。
於是逐漸形成了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的生活方式，而土地作為農耕文明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自然演變成了財富聚集地。
原時空的房地產也是因為擁有土地，具備這種屬性，才能撬動眾多行業。
不管東方還是西方，土地都是財富，而權貴希望世襲罔替自然會推行專製化。
歐洲國家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才開始專製化的，專製君主和官僚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打倒封建貴族上台的。
但中國在封建主義時代，秦朝就開始專製化了，專製君主和官僚是代表封建地主打倒封建貴族上台的。
華夏的經濟體量太大，提前量變引發質變開始專製主義中央集權。
西漢，封建貴族剛退出曆史舞台不久，封建地主剛上台不久還在發展。
東漢，封建地主發展壯大，靠土地兼並形成了擁有大量土地、莊園和私兵的豪強。
三國曹魏開始實行九品中正製讓豪強像過去的貴族一樣壟斷做官，新的貴族，士族正式誕生了。
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之所以長期分裂難以統一，士族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為這些新貴族天然反中央集權，但長期的戰亂又會重創士族，士族的衰敗促進了隋唐的一統。
隋唐雖然實行科舉製，但有多少官員是靠科舉考上來的而不是靠士族出身？
唐朝一共369位宰相，科舉出身的不到一半，而唐朝文武官員平均下來一萬人左右。
安史之亂後的上百年藩鎮割據和亂戰進一步重創了士族，等宋朝建立時士族差不多已經退出曆史舞台了。
中國開始進入平民社會，統治國家的官僚大多是普通民眾科舉出身，而非有做官特權的士族蔭舉出身。
一個有貴族又中央集權的國家是最熱衷對外戰爭的，例如一戰前的德意誌帝國和沙俄帝國，例如軍功爵的秦國，以及唐朝。
但一個平民國家往往是最反戰的，宋朝出於對唐中後開始的上百年藩鎮割據亂戰的恐懼甚至對自己進行了軍事上的閹割。
邢承恩想要用工業的力量打破全副武裝的小農經濟，讓人們更加在意外邊的世界。
那裡有黃金、土地、各種經濟作物，隻要資本出現在這個世界自然會裹挾著利益階層不斷攝取利潤，去開拓去殖民，去占有新的土地。
邢承恩想要讓人看到外麵的土地是財富之地，是富饒之地，不要隻盯著池塘裡的半畝田，去外邊開拓去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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