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臣子諫諍。官方自身的監督和糾錯製度。
四是，鄉校清議。《子產不毀鄉校》上就是，主要是下層知識分子，議論朝政得失，屬於非官方的批評。
因為清議參與的，大都是知識階層，所以比民歌民謠，看待問題更為深刻，也由於討論的，大多為“形而上”的問題，比擊鼓鳴冤之類，就事論事更理性，因為屬於民間的討論品評，自然與臣子諫諍，有更多的自由度。
和前三者比較起來，顯得更為超脫。
也更能代表，當時社會主流的價值趨向。
紅樓夢中，漢家製度誠堪歎，樗櫟應慚萬古羞。
漢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漢唐的士人，就把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最高的理想。
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漢代，儒家學者，空前絕後地，高尚和純粹，同時，社會上形成了，品頭論足的濃厚氛圍。
強大的輿論，逐漸成為一個，無形的政治勢力，這都使漢代的士人，高度重視品格的修為，除此之外。
個人認為，形成這種現象，還由於當時的，官吏選拔製度，和全社會，強調道德的力量，造成的。
當時的官吏選拔，是選舉征辟，有社會輿論的清議，才能被征召，常出現，因為一言之評，而出將入相。
反之，罷職丟官。這種任用辦法，其實是把官吏的，選拔建議權，完全交給了社會，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選拔到政府各級部門，那你說了，那也難免出現，虛偽做作的人，被誤選吧？如果一個人，一輩子都虛偽做善事，那你是說，他是個好人，還是壞人呢？
因為，漢代的清議，追隨你一輩子。
不是你當上官了，就沒有人，再品評你了。
因此，士人和官吏，對於公眾意見十分敏感，非常謹慎地行事，為了在贏得朝廷的讚譽，和避免遭人恥笑。
因此，顧炎武對清議的作用，評價很高，他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乾戈至矣。舉例，《後漢書》記載，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於是聲譽衰減。
他問他的兒子，“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
崔鈞答道，“大人少有英稱，曆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
崔烈又問，“何為然也？”
崔鈞回答，“論者嫌其銅臭。”
這種無形的力量，避免了後代，科舉製度的，隻重才能的弊端。學者，顧炎武《日知錄，清議》，言道。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於清議到後來，出現官官相護，彼此吹捧的現象，又當彆論。）
真正使“清議”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並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的肇端，還在於東漢，桓靈二帝時期。
當時出現的，兩次“黨錮”事件。當時的君王，上梁不正，“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任用小人——外戚和宦官，小人之間相互傾軋，朝堂上的第3股勢力——世家的大臣勢力，與之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同時，政以賄成，士人失去了，進身之階，在野的士人，與當朝大臣合流，激揚名聲，非議朝政。
清議由原來的，察舉舉士，演變成為黨人之議。當權派組織反撲，將在職的大臣銷職，更加使在野的士人，圍繞在這些大臣周圍，成為真正意義上，龐大的在黨。
巨大的政治壓力，也使得清議，朝兩個方向分化。
一是繼續入世，二是選擇遁世。
後者為魏晉，源遠流長的清談、談玄開了先河。因此，我感覺漢末的清議，分成幾種形態：一是，品評人物，傳統形態。到晉代逐漸從漢代的，品評人內在德操，（如許劭評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變為注重，人的外在風神（如說某人，風神俊朗等等）。
二是，評價朝政，黨爭形態。
到晉代高壓狀態下，基本絕跡。
三是，清談務虛，遁世形態。到晉代出現，竹林七賢，到東晉形成士大夫，不理事務的普遍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