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財政收入分為國家財政與天子私庫，前者由大司農管轄，主要為算賦、田租、更賦，後者藏於水衡與少府，正所謂“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
所謂的“都內錢”便是國庫的算賦、田租、更賦收入。
水衡錢是指國家鑄造錢幣後流入天子內帑的那部分；少府錢則是少府經營皇家園林所產出的收入，這部分收入則是收歸天子內帑不與國庫相連通。
兩百年前的孝元帝時期，天下人口是五千九百萬，而如今的人口是五千五百萬，國家一年賦稅在五十億錢左右。
看似人口比孝元帝時期少賦稅卻更高，而且如今耕地的麵積是六億畝，而孝元帝時期也是六億畝，可如今的畝產量也並非兩百年前的數字，更是推行了冬小麥這種較之粟更為高產的作物。
而且後漢建立之初，孝平皇帝時期，經過光武帝的度田令，大漢的耕地麵積足足有八億二千萬畝！
一百多年過去，大漢不斷開墾荒地，國家竟反倒少了十分之三的耕地？
而曆史上，待到黃巾之亂後，大漢帝國連續經曆黃巾與羌亂已經來到了最虛弱的時刻，世家豪門連演都不演了，官方統計的耕地麵積竟隻剩下了四億畝！
這是劉辯絕不能容忍的事情，也是他必須擴充北軍的原因。
冀州、徐州、豫州、兗州打擊了不少貪官汙吏，其家產自然充入國庫。
如今國庫尚有三十四億錢，八月地方州郡的賦稅恐怕難以抵達朝堂，歲末百官俸祿還有二十億錢的支出，不過所幸劉辯的太子府府庫中還有著遠比國庫充盈的錢財。
來自董太後府庫的十二億錢，來自劉宏傅母程夫人府庫的八億錢，還有處置十常侍後得來的五十億錢。
再加上天子內帑中多年賣官鬻爵積攢下來三十億錢，他的太子府府庫中當有一百億錢。
不過劉辯也知道，這些錢其實還是不夠。
國庫和他的太子府府庫共計約有一百三十四億錢，但又能經得起多久的消耗？
段熲討羌之時曾言“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可見軍隊究竟是一頭多麼龐大的吞金獸。
而這也是他必須親自領兵征伐的一個原因。
劉辯不是盲目自信打算步某位叫門天子“前塵”，而是他必須通過戰爭獲得足夠的威望。
就連光武帝的威望，度田令都未竟全功，若是他沒有足夠的軍事威望便試圖推行度田令，恐怕原本支持他、擔心北宮複起的百官會立即毫不猶豫地選擇主動成為帶路黨，甚至重新從宗室之中選一位新皇帝。
還有一點，這是他先前未曾想過的。
曆史上的黃巾之亂成為了世家豪門大肆兼並無主土地的機會，那若是他親自率軍征伐呢？
換句話說，若是孤來當這個兼並土地的世家豪門呢？
每收複一地，被黃巾屠戮後成為無主之地的田地為何不能直接收歸國有呢？
甚至隱隱的，他竟有些期待黃巾對世家豪門能下狠手！
說到底，皇室才是天底下最大的世家豪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