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簡單，在家門口上班地利人和，順便還能帶著本族本鄉致富，生活工作兩不耽誤。一旦離開家門口，人生地不熟的，沒有族人鄉親幫襯很多事情就全不好乾了。
啥，真出去殺蒙古人，彆逗了，張家之所以在大同鎮守了幾十年沒出過紕漏，深受朝廷信任，靠的不是打仗勇猛，而是頭腦靈活。
大同鎮麵對的主要敵人是右翼蒙古的土默特部，從父親那輩兒就與其三娘子有了交往，雙方表麵上各為其主，暗地裡則眉來眼去互通有無，沒有大意外基本誰也不去騷擾誰。
如果趕上有特殊需求，還能互相支持一把。比如故意提供不聽話的牧民駐地，讓大同邊軍出關剿滅，當做功勞報上去。反之張家這邊若是有不太聽話的手下將領，也可以有類似操作，讓蒙古人幫忙給收拾掉。
可是自打景陽皇帝要對五軍都督府和兵部下手，張家雖然還沒受到波及，但災難卻肉眼可見的臨近了。按照皇帝的意思，將來邊軍將領都要輪流去陸軍裡學習，還得考試，合格的酌情安排，不合格的直接就失去兵權了。
對於新政，張家原本並沒什麼太大成見，主要是根本沾不上邊，不吃虧也沒占便宜。可誰若是要動張家的兵權，那就是百分百的挖祖墳行為，必須是死敵。
可光靠張家肯定沒法對抗皇帝，但就在這時來自幾位朝中勳貴的密信，讓張秉忠本已打算認命的心思又死灰複燃了。
英國公張維賢、永康侯徐應坤、新建伯王承勳，一公一侯一伯，談不上世代交好，卻都與張家有很深的聯係，說白了就是供貨商。
向蒙古人大量走私禁榷物資很賺錢，但牽扯也很多，不是張家能獨攬的。這三位不光身份顯赫，還都在五軍都督府中任職，就算拿不到真正的軍隊指揮權，以各種名義調配物資流動還是很容易的。
朝陽門外一役，京營全毀，前後都督府儘數裁撤，後軍都督掌府事的張維賢、後軍都督同知戍政京營徐應坤全都成了下崗人員，心中豈能不恨。
新建伯王承勳倒沒被降職裁撤，可他對新政更是恨之入骨。當年袁可立擔任漕運總督時，他正是漕運總兵，兩人雖然誰也看不上誰，還能相安無事。
但待到袁可立兼任了海運總督，已經升任漕運總督的王承勳就越來越難受了。漕運的份額被海運衙門的大海船搶走了一大塊，原本肥得流油的部門不到三四年就成了誰也不願意染指的負擔，不光蹭不到油水還隨時要擔責任。
大家同病相伶，訴求也就趨同了，矛頭直指景陽皇帝。有道是人多力量大，同時膽子也大，這時張秉忠就有點惡向膽邊生了，率先提出了土木堡20版，當場贏得了永康侯的支持。
在徐應坤的遊說下，張維賢、王承勳把南京後軍都督魏國公徐宏基也給拉了進來。這位遠在南京，掌管著上下江防，本應與皇帝、新政都無瓜葛，可是鬆江造船廠的出現，卻嚴重影響了徐家的利益。
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徐宏基掌管著江防，也包括沿江的眾多造船廠，於是他也找到了發家的辦法。
想在長江中下遊行船，那就要去幾家指定的造船廠買船。造不過來沒關係，這幾家造船廠會再向其它同行發包，每年啥也不乾就能賺到一大筆差價。
不用問，這幾家造船廠名義上和徐家沒關係，實際上早就被徐家控製了，掌櫃的不過是出頭露麵的擺設，真正做主並拿大頭的還是徐家。
鬆江造船廠的出現直接打破了徐家的壟斷地位，其實光賣幾艘船對徐家的傷害並不大，可一旦進入了這個行業，就免不得要從客商嘴裡聽到點行業內幕。
於是海軍參謀部一紙奏章把這件事捅到了皇帝麵前，皇帝倒也沒偏聽偏信，先把海軍的奏折壓下來，然後派東廠和錦衣衛到南京逐條查驗。
這一查可就簍子了，不光壟斷造船廠證據確鑿，還被查出了霸占航運、設卡克扣等罪名。據說皇帝看完了調查報告直接把魚竿扔進水裡，破口大罵徐宏基玷汙了祖上的榮光，是不肖子孫。
若不是趕上率兵出山海關禦駕親征，以及年初這幾個月頻繁有大臣更替，皇帝沒騰出功夫，徐家恐怕也得被抄沒，搞不好徐宏基的腦袋還得掛在城牆上。
誰也不願意每天等著錦衣衛上門抄家滅族，死並不太可怕，但等死就太難受了。當徐宏基接到王偉賢的密信之後，隻考慮了一個時辰就欣然應允。
反正怎麼都是死，那不如拚一把。輸了直接喝毒藥，也彆等著被吊死了，萬一贏了，不光能保住自己和全家的小命，還能成為擁立新君的重臣，收益非常可觀。
由此可見，不光商人在巨大利益驅使下敢於鋌而走險，政客們也具備相同的素質，或者說趨利忘義不分職業，是全人類的本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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