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萬萬沒想到的，送出去三本書，收到的卻是九十冊書稿，什麼叫湧泉相報，自己算是體驗了一把。
送出去的《三經新義》三冊書是王安石組織眾人，以告子性無善惡為基礎，重新解釋《周禮》、《詩經》、《尚書》的。
從學術上講，王安石基本是先秦之後唯一一個堅持性無善惡，有專門著書立說，並且有實踐的大家了。
自董仲舒搞獨尊儒術後，性善論真的是太難撼動了，哪怕王安石一度貴為舒王，其門下走狗多入牛毛，也不能改變什麼。
從性無善惡出發，那麼決定善惡的是什麼呢？王安石回答的是“理”。合理者為善，不合理者為惡。
那什麼是理呢？
這一點，其實張居正看了這麼多年也才勉強揣摩出一點端倪。
理者，生老病死之自然需求耳。
如果是順應這種自然需求，則為善，反之則為惡。
但是如果這樣理解會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人與人對生老病死的需求是有差異的，這樣就必然導致於我而言善的東西於彆人不善了。
張居正唯一能夠想到的竅門就是天下人之理了。隻要這個理是天下多數人所接受的，那就是普遍的善，隻有普遍的善才是真善，否則完全可能是偽善。
收到書的宋應昌在趕緊跟自己老師寫信問計後也在加緊研究。
因為性無善惡本身就是嫁接儒學與羅學的橋梁。隻有跨過了這個橋梁，才能用儒生們聽得懂的話去交流，讓人聽得懂是獲取支持的前提。
至於各地煤士紳的支持，宋應昌是不太看好的。畢竟煤士紳人數都太少了。想要翻盤形成潮流還是困難的。
權商賈、理財以義，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
整整一天，宋應昌看書看得頭暈眼花。很顯然，當習慣杭州新學那種邏輯嚴密，形式規範的論證後，再來看其他書都隻能說確實打腦殼。
宋應昌暈暈的，把重點畫在了理這個地方。
很顯然，宋應昌直覺就知道，王安石跟其他大儒一樣，在論述時沒有劃分好自己的範圍，到底是以個人為基礎還是以天下人為基礎。
因為恩師高翰文強調過，個人正確的結論是不能想當然直接應用到天下人身上的。說是什麼微觀推論的前提條件在宏觀中可能並不存在或並不相同。
淺顯的，微觀個人人人都想大富大貴，並為之努力並最終實現，到天下人如果都這樣，則直接可能導致天下大亂，彆說富貴了，大多數人活命都困難。
很顯然，到這裡，宋應昌差不多明白自己要乾什麼了。
當朝文人不是要借罵王安石來否定杭州新學嗎？我杭州新學隻要罵王安石罵得更大聲，更有理不就讓人無話可說了。
隻要跟王安石劃清界限，才能化解那幫拿“靖康恥”來扣帽子，虛言恫嚇的偽君子。
隻是可惜了王荊公。
好在杭州新學的一大特長就是罵先賢。學科就在是發現先賢的不足身上成長得。
畢竟，隻有罵了王安石，才是嚴格遵循了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懼”的變法箴言。
隻有罵王安石的後人才可能是王安石的忠實學徒。
換言之，替老師認個學術的祖宗，應該也不算大逆不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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