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講了這麼多其實隻是說明了一點。那就是儘管王安石是性無善惡論，但其並不是純粹的性無善惡論，其也不能在其變法過程中徹底貫徹性無善惡論。
割裂了手段與目的，混淆了監督與執行，導致大量虛偽的性善論者躲避在其羽翼之下。等王安石意識到問題時，其必然要求進一步集中權力，避免被下屬拉大旗作虎皮。
當他集中權力，提防內部偽新黨時，又有一大批性惡論者進入其中，掀起酷吏，攪渾變法。
所以到後麵王安石離場時其基本已經發現變法幾乎已經成為進亦錯退亦錯的局麵。這也是其一去不返朝的原因。
哀莫大於心死，隻是這些東西，王安石找不到答案，也不便說出來。
說到底，王安石最大的不幸就是還不知道知行合一的道理。他隻以為他明白了最好的道理就能執行好這些道理。在執行中卻因為現實各種威脅與妥協，並最終不得不得走向獨夫的境地。
卻不知道，不能在實踐中踐行的道理，並不是真道理。不能隨實踐修正的道理不是真道理。
隻可惜王明陽王先生生在了大明。如果其拖生在北宋，王安石就不會陷入理論與變法實踐脫節，最終連其自己都無法嚴格堅持的境地。也免了華夏受辱與韃子，腥膻百年的境地。
之外，再提一提監督與執行，與本朝太祖皇帝對其破解。
監督與執行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合二為一。
本門最新的審計學初步研究中已經發現，一旦執行者同時負責監督，則會陷入自我評價的風險。就算偉大的個彆官員能夠做到，但其下屬，其同僚能做到嗎？
從性無善惡論來講，關鍵看其對仁義享受的滿足情況。
其中，最容易出事的情況，往往是符合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就是機會。當監督與執行結合，就意味著其行為更不容易被外部觀察。這自然提供了貪汙腐敗的機會。
第二，就是壓力。當其自身或者家庭仁義需求得不到滿足時。
第三，就是借口。當其能夠自我內心自我合理化時。比如，我不做，彆人也要做，大家都這樣。這樣做也有好處。我也是為了地方，和衙門好等等。
但是在王安石改革後，相權日重，到了南宋更是一度蓋過皇權。史彌遠隨意變更皇帝的地步。說來也蹊蹺。舊黨本來是徹底否定王安石的。但卻唯獨對加重相權這一條予以例外，不僅保留還過之而無不及。
太祖皇帝當年的破解在於建立儀鸞司，後麵的錦衣衛。用不屬於外朝的力量來監督外朝。果然查處了好幾處大問題。
但後來錦衣衛掀起大案，同樣貪腐墮落。
成祖皇帝時創立東廠監督。
再到後來，憲宗皇帝創立西廠監督東廠。
武宗皇帝在劉瑾慫恿下建立內行廠再監督東西廠。
太祖皇帝所重視的，監督與執行分開，雖然比前宋有所進步。但其立足於人的監督卻使得監督者同樣有了被監督的必要。
因此一代代皇帝，不斷延長監督與被監督的鏈條，直到整個體係不堪重負。
因此，杭州新學，結合王荊公與王陽明的優點，提出以仁義指數為標準的監督與執行範式，進而踐行與修訂認知，做到知行合一。並正式提出追求仁義是天賦人權，為官一任其要旨就在於儘力發揮與挖掘百姓對仁義的追求，更好地滿足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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