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嚴黨的幾個鐵杆離去，宋應昌並沒有停下來，而是繼續解惑杭州新學。
“所以杭州新學並不僅僅是變法之學，而是還是教舊黨如何監督新法之學。仁義指數的提出，猶如雙刃劍，既是新黨推行變法的根據，也是朝廷與百姓檢驗新法的要求。”
“杭州新學提出的仁義指數是儒學第一次，所有學派都擁有了統一的評價標準。使得儒學各派不再自說自話，也使得理論與實際相對應，不至於理論在理論的世界空轉”
宋應昌頓了頓嗓音又說到“好了，講完熙寧變法的哲學與方法論問題，最後輪到為什麼要需要朝廷了。”
追溯到上古，人民少而禽獸眾。因而人民不得不結成部落氏族自保。氏族或者部落提供了安全與結對捕食兩個方麵內容。
然後，周王室分封建製，定嫡庶貴賤，從此周王室還多了個指責就是維護周禮。
再然後，春秋戰國之世，士農工商，三教九流崛起，鐵器時代到來。周王室維護的周禮不再符合時代需要。頑固不化的周王室迅速被社會拋棄。
取而代之的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他們對社會關係的管理更深入。隻是有好有壞，但最終，利用耕戰一體，最能調動社會資源與刺激生產的秦國獲勝。
再然後就是宋朝了。火器開始武器化，火槍火炮誕生。但是很顯然，兩宋朝廷並不能很好地適應這一變化。仍然以傳統鐵器時代的規矩管理社會，導致火器之利並不能全麵應用。反倒是讓毫無曆史包袱的蒙元撿了便宜。
畢竟蒙元都是在草原廝殺慣了的。怎麼好用怎麼來。什麼顆粒火藥，開花彈，火箭彈，回回炮應運而生。
蒙元除了其自身成吉思汗怯薛軍出身的輕騎兵天下無敵外。對火器的運用特彆是野戰與攻城的運用也是天下無雙。
其在攻擊花刺子模王國都城時曾利用火藥將猛火油發送到花刺子模王宮，依據摧毀花刺子模的抵抗組織。
除了火器，其在圍困一百米高的山城孤堡君士坦丁堡時，利用投石機與火炮將帶有瘟疫病毒的屍體投射到堡內。兩個月後，原本作為拜占庭帝國首都，集中全國精銳的君士坦丁堡再無一活人站著抵抗。
蒙古大漢蒙哥僅派小隊人馬做好防護消毒後進城收撿財物糧食後離開。大隊人馬直接繞城而走。
好在蒙哥後麵在釣魚城意外身亡。否則其一旦將這些經驗製度化體係化，蒙古將再難戰勝。
好在繼位的忽必烈丟掉了蒙古傳統，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漢化雖然有利於其統治，也給了一絲被推翻的可能。
蒙元末期天下混亂，太祖皇帝應劫而生，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以天下人之心為己心，自然無往不利。
縱觀曆史可以發現，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那什麼是英雄的時運，就是時代的要求。在和平時期就是人義的要求，在技術迭代的關鍵期就是誰掌握並推廣了技術的運用，誰就掌握時運。
這些東西在杭州新學裡麵有個概念叫公共物品。就是有些東西，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都可以有機會借此實現利益最大化。
但正式由於誰都可以去用，所以沒有誰願意主動去提供。隻有蹭彆人現成的才劃算。
而朝廷就是要向全體百姓提供這樣的公共物品。誰提供了公共物品，誰就能做到天下同欲。以強製稅收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覺得朝廷不可或缺。而且，一旦朝廷倒了，誰相信下一個會心甘情願提供呢？
仁義，既是百姓的天賦人權，又是朝廷的應儘義務。而推動技術等天理的迭代發展，以興萬物之善，絕萬物之惡，這是朝廷實現仁義的手段。知行合一，知善知惡，為善去惡，是官員的行為準則。
當然為了在方方麵麵實現仁義，朝廷就必然要處理好各個階層人員各個交易類型人員的關係。隨著技術發展不斷精細化社會管理。
……
宋應昌基本講了一整天。中午都沒吃飯午休。
到下午嘉靖基本在打瞌睡，後麵乾脆提前走了。隻留裕王在大殿聽講。
裡麵的內容，嘉靖也是在提前一晚上看到的。
說實話，他基本明白什麼意思，不就是藏拙嘛。把開朝廷當皇帝變得刻苦，不劃算，自然沒誰想著來搶奪皇權江山了。
隻要天下同時有多個能臣乾吏，自然不怕權臣專權了。
“但是，但是這不是成了跪著要飯了？以後以後世世代代大明的皇帝都再難站起來”嘉靖心裡生出一種荒謬的感覺。
昨晚熬夜，這會兒嘉靖一動腦袋就頭疼，咳嗽也愈加厲害。在外朝憋到中午實在忍不了就回到精舍。收起手心擦完嘴角略帶紅色的手絹，順手就扔到了爐子裡。
不打算折騰的嘉靖終於安心地補了個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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