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沈翼等人離開行宮，看著麵前搖動的燭火，朱祁鈺陷入一陣沉思。
任何一個王朝走到末期，逃不開的就是財政問題，大明自然亦是如此。
當然，這句話反過來說，也同樣成立。
當財政問題嚴重到火燒眉毛的地步的時候，一個王朝也就該走到窮途末路了。
遊蕩百年，朱祁鈺親眼見過，自己那位穿著打補丁龍袍的後輩皇帝，是如何的勤儉，但是，要知道，就在那位登基前二十年的時候，朝廷還能起萬曆三大征。
都說萬曆荒廢朝政，苛收礦稅，天啟寵信閹黨，一手遮天，可他們在位的時候，大明固然積弊重重，卻不至於被逼的沒有錢糧可用。
可到了崇禎年間，短短十年，大明的國庫便空空如也，錢到哪裡去了？
當然不會在百姓手裡，不然的話，各地也不會烽煙四起。
朱祁鈺雖然盤桓在紫禁城中，但是曆經百年滄桑，他的目光比崇禎要透徹的多。
這些錢糧，無非是進了各地官員的囊中，進了那些走南闖北的商賈手中。
想那徐階謂之清流，可家中田畝竟能超過二十萬畝，數萬織工，這樣的人，被稱為官場楷模，可以見得嘉靖朝的官場，已經爛成了什麼樣子。
數遍整個大明晚期，真正能稱得上清流的，實際上也就海瑞一人。
不為彆的，就因為這個人，敢說實話！
治安疏裡，海瑞寫‘天下人不直陛下久已’，這是實話，事實上，最遲從嘉靖的時候起，大明的皇帝，就已經掌控不了大臣了。
嘉靖以權術聞名，將朝堂上下玩弄於鼓掌之上，但是，作為一個皇帝，朱祁鈺仍舊覺得他是可悲的。
誠然，他能夠穩坐帝位，和能夠控製朝堂脫不了關係，但是，控製和掌控是不同的。
大禮議讓所有人認清楚了嘉靖是一個怎樣的皇帝，所以，嘉靖朝的大臣，一邊畏懼帝威，一邊又膽大包天，欺上瞞下。
一邊阿諛奉承，海晏河清，一邊又自謂清流，不與嚴黨為伍。
嘉靖能控製朝堂，但是，控製不了人心。
整個嘉靖朝，看似歌舞升平，一切儘在皇帝掌控之中，但是實則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滿朝上下，隻有海瑞敢說實話。
那時初到淳安縣上任，海瑞便揭開了官場上最大的一塊遮羞布。
區區一個七品縣令，每年的常例銀核算下來，近兩千兩銀子，是俸祿的十餘倍，這還是在‘兩袖清風’，不貪瀆，不受賄的情況下，官場上下默認的收入。
全國一千四百二十七個縣，一百六十三個府，三十二個州，一個個的官員，趴在百姓的身上吸血盤剝，惡之若此。
然而在嘉靖的耳邊，日日回蕩的卻是皇上聖明，天下太平，萬民稱頌，海晏河清。
日子久了，嘉靖自己都相信了，安心在道觀修道，豈不知，大明社稷，已在他手中走向了傾覆的道路。
忠言逆耳利於行，這也是朱祁鈺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的話。
朝無正臣，天子必受蒙蔽，即便帝位坐的再穩，眼不見百姓苦難，耳不聞天下真相，則社稷終將崩塌傾覆。
正因於此，很多的手段，朱祁鈺不願去用，有些底線，朱祁鈺也不願去破，所以很多時候，他選的是更難走的路。
可是路越難走，或許正意味著，那是對的方向。
道德經有雲，治大國，若烹小鮮，須得時時刻刻謹慎小心，不可放肆妄為。
所以即便是看過了百年風雲，朱祁鈺在推行每一項政令的時候，依舊斟酌再三。
毋庸置疑，這其中，財政問題是重中之重。
治國之道，說難也難，說易也易，最緊要的，無非財政與吏治而已。
國庫有錢有糧，官員能奉公自守，國力自然蒸蒸日上。
上林苑一事，說白了，是吏治的問題。
朱祁鈺心裡清楚，像是陳庸這樣的人，朝廷裡大把大把的。
身在一個冷清衙門，前途無望，滿腦子隻想著怎麼撈銀子，保官位，貪腐行賄兩項全能，但是唯獨不會好好做事，這其實是如今很多衙門的現狀，尤其是地方上，這種狀況並不罕見。
而且說起來，這種風氣之所以會興起，其實和王振脫不開關係。
往前倒太宗，仁宗，宣宗朝，彆的尚且不說，至少吏治尚算清明，這其中既有洪武朝嚴刑峻法的威懾，也有曆代天子的約束。
但是到三楊逝世，朱祁鎮偏聽偏信，任由王振擅權，短短幾年的時間，吏治便受到了徹底的破壞。
王振大肆收受賄賂，凡入見者，少則需進百兩，多則上千兩，令官場之上，行賄之風盛行。
賣官鬻爵，將朝廷官職明碼標價，更是讓銓選製度形同虛設，無數德行不修，隻知溜須拍馬之輩走馬上任。
這些人到任之後，對上阿諛奉承，大行賄賂之風，對下盤剝百姓，消耗民力，令官場風氣汙濁不堪。
朱祁鈺當然能看得出來，剛剛在殿中，陳鎰感歎於他對吏部的輕拿輕放。
但是，除開對王文的偏寵，朱祁鈺更清楚的是，去歲的京察，本質上並不是一次徹底的以澄清吏治為目的的行動。
那個時候，他剛剛登基，朝中有大量頑固的太上皇一黨，與其說那是一次整飭吏治的行動，其實更像是以吏部為尖刀排除異己。
不管外界如何議論，但是朱祁鈺自己，對於這些事情，認知是很清晰的。
那次京察，衡量官員的標準除了才能，德行，更重要的是立場。
借著那次機會，他把一些德行不修，才能不足，更重要的是，立場堅定支持太上皇的大臣，給統統貶謫了出去。
但是，出於穩定朝局的考慮，很多立場中立或者是親近新天子的大臣，哪怕存在問題，也依舊沒有過分苛責。
如果純粹以朝政的角度而言，這樣做其實是有問題的。
可是，朱祁鈺心裡也同樣明白的是，很多時候，道理和利益，是要取平衡的。
他當然不是朱祁鎮那樣任性妄為的君主，也不是嘉靖那樣隻顧利益的權謀之徒，但是，這不代表，他是一個隻會拘泥於道理的君子，該變通時變通，該持正是持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