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的內閣，還隻是一個以備谘詢的差遣，叫入直文淵閣。
至於票擬製度，更沒有完全確定下來。
當初太祖皇帝廢宰相，撤中書省之後，大量的朝務壓到皇帝的身上。
太祖皇帝倒是受得了，可到了宣宗皇帝，就漸漸受不了了。
於是開始命司禮監參與政務，分擔壓力，同時也設立了內閣，參讚機務，不過重心還是放在司禮監身上，畢竟司禮監在內廷，隨時都能幫皇帝處理朝政。
直到宣宗皇帝駕崩，三楊輔政之時，內閣的地位才漸漸提高。
由於今上幼弱，朝政幾乎都是由三楊來處置，為了讓皇帝同時能夠學習到政務。
三楊通常會在奏章上寫上大體情況和處理意見，到了皇帝這邊，隻需要批準或者不準就可以了。
大大減輕了小皇帝的負擔，照準就行了！
但是這個時候，票擬還不是內閣的權柄，而是三楊作為輔政大臣的權柄，朝野上下也壓根沒有把票擬當做內閣的分內之事。
直到後來，司禮監坐大，不斷有權宦閉塞聖聽，朝臣和天子都意識到，在外朝和內廷之間，需要一個調和內外的機構出現，內閣才真正被賦予了票擬的權柄，甚至到最後，因為這個特殊的作用，逐漸力壓六部，成為首揆閣老。
但是現在，內閣還遠遠沒有這種地位，三楊病逝之後，內閣更多地變回以備谘詢的地位，隻能票擬一些瑣碎的小事，票擬製度幾乎被廢除。
這次京師突然遭逢大事，上稟上來的奏折，基本上都是緊要之事，金英自然也是按著規矩，直接拿到了集義殿。
此刻聽到朱祁鈺說，要恢複票擬製度，金英不由得心中一震。
再三猶豫之下，金英還是道：“王爺三思，票擬之製，畢竟是三楊輔政之時的權宜之計，若是形成製度，恐會令文臣坐大……”
朱祁鈺挑眉，看了一眼金英。
他確實沒有想到，金英會說出這番話來。
應該說，金英說的一點都不錯，票擬和批紅，本身是皇權的範疇。
朝廷本就設有通政司，用來收納奏章，上傳下達，並不需要內閣來行使這個職責。
所以先送內閣，隻能把票擬的權柄給出去。
如此一來，勢必會讓內閣坐大，使文臣的勢力進一步擴張。
這也是有明一代證實了的。
不管怎麼說，金英都是內臣，從皇權的角度出發，這一點其實是應該避免的。
臣權和皇權在大多時候是對立的，臣權越強，皇權便會衰弱。
站在皇帝的角度，大多時候，應該做的也是加強皇權。
但是……
這是沒有做過皇帝的人的想法。
朱祁鈺當了七年的皇帝，又看過大明數百年的興衰，他心裡清楚。
皇權和臣權，隻有相對平衡的時候，才是最佳的狀態。
他自然清楚，臣權過強，會欺壓皇權，但是他有自己的考慮。
一則，內閣的設立，是對大明有利的！
這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
拋開臣權和皇權的關係不談，內閣實際上起到的作用，是調和內外，提高了政務處理的平均水平。
說到底，將朝廷所有的政務都寄托在君上一人的身上，是有風險的。
如果君上是明君，自然一切皆好，但是若是昏君或是能力不足，政務的運轉就會大受影響。
內閣的大臣，至少是經過千萬士子當中篩選出來的，處理朝政的基本能力是足夠的。
將朝政寄托於製度，而不是寄托於皇帝的個人素質。
這一點是對大明的穩定有利的！
除此之外，朱祁鈺認真反思了前世自己失敗的原因，除了重病和沒兒子之外。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政維係於君上一身。
所以他隻要一病，三日不曾視朝，政務就堆積如山，朝臣就人心惶惶。
真正是“國不可一日無君”……
他做皇帝的那幾年，勵精圖治是勵精圖治了，自己的身體也累垮了。
所以適當的分權，是必要的。
何況事實也證明了，內閣終究不是宰相。
即便是有了票擬之權，也是代行皇權，一個“代”字，便能死死地鎖住他們。
有明一代，即便是內閣勢大的時候，和皇權的鬥爭也難以取勝，倒是不必過於憂慮。
至於文臣勢大……
朱祁鈺也自有他的考慮。
故而他沒有多說，隻笑了笑，道。
“金公公所慮有理，不過此時特殊時期，我等當同舟共濟，不必囿於權術，你自去辦便是！”
聞弦歌而知雅意，金英一聽，就知道朱祁鈺在敷衍他。
不過這個時候，朝廷倚重的就是文臣，後宮的太後娘娘插不上手，朱祁鈺這個郕王又不反對，他就算是心有擔憂，也阻止不了，隻能拱手稱是。
這頭兩人說這話，外頭有兩個小內侍走進來，在成敬耳邊說了幾句，遞上了一份錦帛。
成敬聽完之後，臉色一陣變化，然後便讓兩個小內侍退下。
走到朱祁鈺的麵前，成敬古怪地看了一眼金英，將手中的錦帛遞過來，然後低聲道。
“王爺，剛剛禮科來報，太後娘娘下了懿旨，冊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詔旨禮科已經副署，發去禮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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