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在後世琳琅滿目的眾多糧食品類中可能不顯山不露水，但是在熊午良這個時代，那就是純純的農業聖物！
在後世，番薯畝產可達3000至5000斤，在優質肥沃的土地上，畝產甚至可能達到八千至一萬斤左右！
而且這玩意不挑地，就算是貧瘠的山地，種下去也一樣能長出一串兒一串兒的小番薯——充其量就是產量低一點罷了。
不過，溫蚺帶回來的番薯苗還比較原始——不像後世的番薯苗，經曆了多年的選種和培育……現在溫蚺帶回來的番薯苗，畝產肯定沒有後世那麼高，但是保底1000斤左右應該還是有滴！
換算一下，這相當於畝產糧食十石左右……而且不挑地皮！山坡上也能種！
這是什麼概念？
在戰國之世——最優質的肥沃土地上，畝產糧食一般能達到二石左右……至於普通的田地或者是稍微貧瘠一點的土地，畝產甚至隻有可憐的一石左右。
當初昭懷王善待熊威，將弟弟的封地定在了曲陽，便都是上好的肥沃土地。
在熊午良攝政楚國之後，在整個楚國大力推動四縣封地的先進經驗，大力推動農業技術改革——包括要求書院的農家宗師們選育良種、推動漚肥之法、推廣新式農具等等。
在提高種田效率的同時，單位畝產也有所提高。
平均下來，大概能達到畝產三至四石……這幾乎已經是翻倍的提升了！
而番薯呢？
畝產十石！
相當於比農業技術改革之後的楚國，畝產還要提升了接近三倍！
這是怎樣恐怖的數字！
再通過曲陽書院的農家宗師們培育改良幾代之後……那畝產，就更不得了咯。
熊午良口中的所謂‘百年內，大楚再無饑饉之苦’，雖然有誇張的成分，但也絕不隻是一句虛言而已。
在真實曆史上，番薯是在明朝時期，由呂宋傳入中原。
關於這一段，還有個有趣的小故事——
說是明朝嘉靖年間，有個叫陳振龍的人，這廝出生在福建長樂，出身於一個官宦人家。因為在官場上過得不順利，於是決定棄儒從商，開始在海外做生意。
那時候恰好大明的海禁政策有所寬鬆，所以福建商旅與呂宋群島貿易往來密切——陳振龍就是其中一個。
陳振龍和兒子陳經綸在呂宋當地發現了土著人種植的一種農作物——被土著人命名為‘巴塔塔’，產量很高，而且生命力頑強。陳振龍想起家鄉‘隘山扼海，土瘠民貧’，覺得巴塔塔這玩意挺皮實，在家鄉應該能種活。
於是便決定將這種作物帶回家鄉。
番薯這玩意生命力頑強，隻要一段根莖就能養活——但該死的呂宋人‘珍其種，不與中國人’，根本不許番薯出境。
陳振龍嘗試了兩次，一次是將番薯藤藏在箱子裡，被查出來了；第二次將番薯藤藏在抬貨物的扁擔裡，也被查出來……差點把命丟了。
恰逢福建大旱，顆粒無收，陳振龍決定冒險嘗試第三次。
於是他將番薯藤編入了竹籃裡麵，在外麵塗上泥土，以此騙過了檢查的人員（也有說他將番薯藤編進了船上的繩子裡，外麵塗上汙泥），於是得以蒙混過關。
就這樣，中原大地從此有了番薯。
時任福建巡撫為此興奮不已，旌表陳氏父子‘事屬義舉’，然後稱讚此事‘雖曰人事，實獲天恩’。
到了清代，人們為了紀念陳氏父子在福建福州修築了一座‘先薯亭’，至今還聳立在福建福州烏山之上。
……
咳！
先甭管這個頗具傳奇色彩的小故事是真是假……
單從實際效果來看——番薯傳入中原並大麵積推廣之後，基本上是為中原王朝多養活了三億人口。
雖然這其中也有農業技術改革等多方麵因素……但是番薯的重要性，也能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