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地理學，對一國影響至深。當下中國正進入新發展階段，如何從戰略上定位不同區域，構築全國新發展格局，尤為重要。本文分析了80多年前的中國定都之爭中，錢穆先生所提出的“首都論”及其及背後的文化地理學，為我們呈現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戰略視角。
錢穆先生把西北地區視為關乎中國未來政治命運前途的“心臟地帶”，因而主張定都西安，北京則為陪都。定都西安既有深遠的經濟地理原因，也是對未來中國立國大計的宣示：以一種逆勢進取而不是安於永逸的國家精神，來宣示對西北邊疆安全和地區建設的關切，通過西北地區的建設來振興整個中國。一言以蔽之，“中國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國之治，其希望亦將在西北”。
錢穆關於中國立國形態的獨特思考，不同於當時陸地強國蘇聯和海上強國英美，而試圖探索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中國文明道路。他這一設想雖因種種現實條件未能施行，但卻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政治地理格局、立國形態和文明發展道路的深刻省思。如今，西北資源天然向東南傾斜，東部人口過度增長，弊病和缺陷已逐漸暴露。當下中國能否“反求諸己”，在自身的曆史和文化脈絡中兼收並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需要更為深遠的謀劃。
“建國於大地之上”：錢穆的首都論、立國形態觀與文化地理學
從1937年11月蔣&nbp;介石遷都重慶到194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這一時期的首都更替激起了當時中國政學兩界對建都問題的激辯，首都問題成為民國中晚期風靡一時的憲製議題。傅斯年、胡煥庸、張其昀和錢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說，逐漸形成建都西安、武漢、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張。
錢穆先生從194年至1946年陸續撰寫並發表《戰後新首都問題》《論首都》等政論文章來予以回應，足見錢穆對首都選址，及其背後政治及文化意涵的關注和重視。
對錢穆而言，這數篇文章絕不是簡單應對一時的政治議題和時代需要。錢穆認為，首都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學意義還遠遠沒有被時人充分挖掘和闡明。
191年，錢穆在台灣應邀發表一係列演講。在“中國曆史上的地理和人物”一講中，他重提自己當年的首都說，並通過“文化地理”這一概念，從中西文明比較的視野來看待首都問題所反映的立國形態與中國曆史大勢的內在關聯。
簡而言之，自1940年至1960年間錢穆的首都論說著眼於新的曆史時期和世界格局，以立國百年大計的眼光審視現代中國的立國形態和未來前景。
這些文化地理學論述集中體現了錢穆對戰後中國乃至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和中國文明未來的深思熟慮。在首都位置的選擇上，他的觀點十分明確：新中國的首都問題，“西北重於東北，中心重於偏隅，大陸重於海疆”，所以應當定都西安，以北平為陪都。
首都論主要可以從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立國規模與精神以及海陸文明的道路選擇這三個遞進的層次加以闡述。
▍中國的“心臟地帶”：定都西安與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1943年的中國處在一個風雲突變的大時代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鏖戰正酣，英、法等西歐國家主導下的全球體係正在崩解，同時新的世界秩序依稀可見；另一方麵，在國內的抗日戰爭中，近半國土慘遭蹂躪，民眾流離失所，而隨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和《開羅宣言》的發布，中國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眺望戰爭勝利的曙光。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錢穆方能於山河破碎之際，運思戰後的世界秩序和新中國的政治重建。
從世界學術思潮的視角來看，這一時期也是政治地理學蓬勃發展，繼而走向巔峰的黃金時代。就在錢穆發表《論首都》的幾個月後，哈爾福德·&nbp;麥金德（halford&nbp;makinder）於美國《外交》雜誌上刊載《環形世界與贏得和平》一文，深刻分析了戰後的地緣政治局勢。
大致在這一時期，卡爾·施密特的《大地的法》，詹姆斯·&nbp;菲爾格裡夫的《地理與世界霸權》等多部論著相繼出版發行，一係列政治地理著作不斷湧現，呈現百家爭鳴的盛況。無論是錢穆還是當時參與建都討論的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影響，在這樣的時代和學術背景下，建都問題逐漸演變為未來中國是走向陸權還是海權的道路之爭。
無論是對錢穆還是同時期的其他論者來說，首都問題不單單是一城一地的選址問題，它一方麵事關中央政府的所在，是國家統一和政治秩序的象征，另一方麵其地理位置往往反映，並深刻影響著未來國家的整體戰略規劃。
就錢穆而言，定都西安的著眼點是西北地區。錢穆主張定都西安的核心著眼點是，通過西北地區的建設來振興整個中國。錢穆所定義的西北地區主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甘肅、寧夏、陝西、內蒙古、綏遠和察哈爾等地區。錢穆的西北地區論和首都論可謂是一體的兩麵。
實際上，中國西北地區也倍受西方地緣政治學者的密切關注。英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在其1904年和1919年發表的《曆史的地理樞紐》和《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兩部論著中，基本都將中國的西北地區劃入其“心臟地帶”的政治地理範圍之內。
麥金德首創的“心臟地帶”這一概念，凝聚了他最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理念。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那就是“誰統治了‘心臟地帶’便控製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便控製了世界”。
在麥金德看來，中國的“心臟地帶”有兩條通道可以進入中國腹地，一條是經甘肅省到達西安，另一條是從貝加爾湖沿東南進入北京。曆史上，中國多次受到“心臟地帶”的侵犯，繼而征服者將會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帝國，並從草原人的統治中脫離出來。
因此麥金德認為，北京和西安都是由來自心臟地帶的征服者建立起來的首都。雖然這一說法不完全符合中國的曆史事實，但毫無疑問，西安和北京這兩個城市成為中國不同朝代的首都跟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具有緊密的聯係。此外，詹姆斯·菲爾格裡夫以及斯皮克曼都在其著作中對“心臟地帶”理論進行了回應和發展。
錢穆在《論首都》和《戰後新首都問題》兩篇論文中也同樣將現代中國的地理區位劃分為兩個部分，並把西北地區視作關乎中國未來政治命運前途的“心臟地帶”。錢穆對於中國曆史上來自“心臟地帶”的遊牧民族不斷南下侵擾、征服並統治中國內地的史實爛熟於心，但他尤其在意這一地區對於當時國家內部的政治地理意義。
經曆了晚清左宗棠平定新疆到中華民國確立“五族共和”為立國原則的曆史進程之後，現代中國的國家整合勢必要涵括以農耕文明為主的中國內地，和以遊牧文明為主的廣大中國西北邊疆地區，錢穆指出：“今既諸族共和，文化教育之陶冶最其先務，而政事撫輯亦不可忽。”錢穆對西北地區的深度思考切中的是抗戰後現代中國國家建構這一問題。錢穆指出：
今試曠觀並世列強，所謂內政問題，其最要者必有兩事：
一、其國內有異民族雜處，未能融洽一體。
二、其國內民眾生活顯分為兩階級，不能調和一致。
錢穆所言的“內政”應擴大化理解，涉及現代國家建構所要麵臨的基本問題，即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錢穆基於這兩個問題各舉一個曆史案例，第一個是一戰前的奧匈帝國，該國由於沒能處理好國內奧地利—匈牙利的二元民族統治結構，以致奧匈帝國在一戰戰敗後被分裂為無數小的民族國家；而另一個則是深受國內階層分化懸殊困擾的沙皇俄國，一戰爆發弱化了沙俄當局對國內反對力量的控製，繼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最終奪取政權。因此，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安頓，國家就隨時麵臨著分裂與革命。
錢穆認為，當時的中國“兼犯此二病”。中國自古即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廣土眾民的多民族國家。從傳統的帝製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民族問題也在這一進程中被凸顯出來。
隨著辛亥革命後“五族共和”原則的確立，中國少數民族分離傾向被大大抑製，但是民族&nbp;矛盾和分裂危機仍然是現代中國所要麵對的核心議題。
另一方麵，錢穆所談及的階級問題應作廣義的理解，主要強調不同社會階層、行業群體和地域分配上的財富不均，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社會現象。毫無疑問，整個民國時期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入侵和官僚資本的盤剝，再加上後來日寇侵華，無數的民眾生計困難，同時社會貧富差距懸殊，階級矛盾非常嚴重。
錢穆另辟蹊徑，指出中國所麵臨的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基本重疊於同一個地理現實之上：中國西北。一方麵，西北地區的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個少數民族“皆自有語言文字，自有宗教信仰，自有風俗習尚”，再加上清廷所采取的羈縻政策，這一地區僅能謀求一時安穩，以至於共和政體建立之後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對現代中國的國家認同程度十分薄弱。
此外，西北地區貧瘠枯槁，氣候苦寒，經濟發展難度極大，“文化教育與經濟物質環境，處處與東南，東北相差甚遠，不啻若異國”。
綜合此兩大問題來看，當前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因此中國此時身處“偏枯不遂之症”的困擾之中，這一病症的症結，正在中國的西北十區。錢穆斷言：“必使此偏枯不遂之病，脫然而去，而後可以言統一，而後可以言治安。否則內患必由此十區起，而外禍乘之。天下未有偏枯不遂而可以成為康樂之生命，健全之體格者。”從正麵來說，作為“心臟地帶”的西北地區對中國國運的發展同樣有諸多積極因素。
錢穆指出，隨著西北地區交通和勘探的不斷發展，其豐富的森林農牧資源和礦藏終有一天能夠回補東南沿海地區資源的不足，實現互利共贏的局麵。一言以蔽之，“中國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國之治，其希望亦將在西北”。
此外，現代國家建構離不開對國際局勢的判斷，尤其是對現代戰爭的軍事威脅的判斷。西達·斯考切波指出，“國家……內在地依賴於兩個方麵：其一是階級分化的社會經濟結構；其二是國家的國際體係”。
194年至194年前後，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都屬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陣營，共同對抗軸心國的軍隊，所以此時的錢穆很可能出於國際同盟的戰略大局考慮，對本國戰後將要麵臨的強敵不便直指其名。但是我們不難看出，錢穆在暗中將北方的蘇聯，認定為戰後對本國的主要軍事威脅。
錢穆借古喻今，指出中國曆史上各朝代的主要軍事威脅基本都來自北方，“再以國防觀點論之，中國曆來大敵外患，在北不在南……以往如是，最近的將來依然要如是”。錢穆認為，戰後中國所麵臨的主要外敵威脅依然會來自中國的北方，而中國的北方僅有一個對中國構成巨大威脅性的超級大國——蘇聯。
此外，錢穆的陸地意識也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的判斷，“今雖科學日新，機械萬變，大洋之艦艇，高空之飛機……然兩軍決勝之基點則仍在大陸”，“人類大戰爭仍將在大陸上展開。國家民族決生死的戰爭，必在大陸上演出”，再加上中國自古是一個依托大陸的自主性的農業國家，因此並不懼怕帝國，主義的海上封鎖。但是，一旦“中國北部大陸陷入敵手，則中國人將被趕入海裡，宋、明如是，馬其頓之於希臘，日耳曼蠻族之於羅馬，形勢亦複如是”。錢穆警醒我們，蘇聯將會給今後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潛在的威脅。
基於以上對中國內外形勢的深刻剖析，錢穆主要提出了兩條建議：其一：定都西安，以北平為陪都；其二是在西北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鐵路建設，通過基建來強化新中國的基礎性（infratructural）權力，同時在西北地區普及教育，構建中國的國族認同和“大群意識”。大概由於中國占據了心臟地帶的一部分，錢穆對西北地區的鐵路建設則滿懷期待和希望：“交通者，實人類曆史影響於地形之一最要事項也。”此外錢穆引述孫中&nbp;山的話，指出“鐵路建築，則首及西北係統”，“此種鐵路實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
唯有改善西北內陸的交通係統，國家才能真正通過資源調配和軍事部署實現對中國“心臟地帶”的控製和發展，也唯有通過改善西北內陸交通，其中的礦產資源和森林農牧資源才能由此運往外部，實現經濟合作與互補。無論是興建鐵路還是普及教育，在錢穆看來有效實施這些國家戰略的前提和基礎是將西安確定為新中國的國都。那麼，首都的地理區位為何對此而言如此重要？
“一國首都所在之選擇，雖非一種政治製度，而實與一切政治製度有精神上內在甚深密之關係”。在錢穆看來首都與一個國家體製的內在聯係很大程度上體現在精神方麵，一個國家的首都意味著中央政府的所在，意味著一個國家的控製樞紐，因此，“首都所在地之一切物質環境，其影響於整個政府之精神方麵者，蓋甚微妙而深摯”。錢穆十分強調首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環境對一個國家政治體製之內在精神文化方麵的影響。
另一方麵，我們不能忽略錢穆談首都區位的曆史大背景。錢穆預見到戰後中國將迎來一次關鍵的立國時刻，因此定都作為一個影響深遠的憲製議題就得以凸顯出來。“竊謂國家首都地位之選擇，此乃立國百年大計，必與其整個國策相配合，換言之，即當與國家前進之動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實際上反映了對於現代中國的立國規模的定位和謀劃。
在這個意義上，定都西安就和錢穆所設想的立國方略銜接起來。既然西北地區對於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麼首都的選址也必須要配合振興中國內陸的基本國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東南地區的交彙，是東南地區的人力物力資源輸送西北，並支持西北地區發展的經濟交通樞紐。
在錢穆看來，定都西安既具有深遠的經濟地理原因，同時也是對未來中國百年立國大計的鄭重宣示，通過一個定基性的政治決策來宣示對以西北地區為重心的國家安全和地區建設的關切。
此外，中央政府的所在往往會形成人才和文化的中心，定都於內陸恰恰是吸引全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回流至這些地區，以解決中國“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的偏枯之症。
除了知識分子和精英以外，錢穆更為看重中國廣大內陸的群眾，定都西安正是要“接近國內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眾”，西北乃至整個內陸地區長期遠離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時當地民眾也缺乏條件來了解和靠攏政府，長期以往將損害一個國家的內在向心力和整合能力。
此外我們自然不能忽略定都西安在國家安全和統一層麵上的意義。錢穆在其文章中對明成祖朱棣大加讚賞，在錢穆看來，基於明王朝當時的曆史時刻，定都北京無疑是一個目光深遠的政治決斷。
“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實得漢、唐建都長安之規模，同樣為一種逆勢動態的進取國策。”在此意義上，定都西安就顯得彆有深意。
正如前文所示，錢穆將未來新中國最大的國家安全隱患定位在中國的北部強鄰蘇聯，那麼定都西安就是效仿明成祖故事，通過將國家的政治軍事中心建立在與外敵抗衡的國防第一線，以一種積極防禦的姿態和策略來構建中國的新國防體係。
我們似乎也應當考慮錢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國內政治環境。《論首都》一文寫於194年，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開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擊日寇的侵略。《戰後新首都問題》寫於194年8月，日本法西斯戰敗投降，國共兩黨即將就戰後中國的政治統一展開協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錢穆自然很可能去關注和思考，如何使兩個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綱領和組織原則的政黨達成一致，共同致力於新中國的統一和戰後建設。
我們不難想到，西安距離**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延安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視作中國**和國民黨勢力範圍的交彙點。定都西安對兩黨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征，也是通過政治地理的現實條件促成兩大政黨的實際權力範圍得以融合統一。
▍進退之勢與立國規模：錢穆論首都地理與民族精神之關係
錢穆對於新中國首都之地理區位的高度重視反映在兩個維度上，一個是現實政治層麵，錢穆高度重視首都位置與國家建構及國家安全之間的內在聯係；第二個層麵，錢穆試圖通過新首都來重塑新一代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如果說現代國家建構問題主要是應對立國時勢而作，那麼民族精神的重塑則稱得上影響未來中國命運走勢的百年大計。在此錢穆主要借助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來詮釋地理因素對國民精神和國運走勢的內在影響。
錢穆在《戰後新首都問題》一文中通過梳理秦以降兩千年來中國各朝代首都區位的變遷與本朝立國規模的關係來論述該問題。在開篇，錢穆從“有些國家常有首都問題之發生，而有些國家則否”展開對古今中外各個國家的類型學劃分。
在錢穆看來，古往今來的國家分為兩類：自然國家和人文國家，或曰單式國家和複式國家。錢穆認為，除開西方的帝國以外，泰西諸國從古代城邦國家到近代民族國家都是一種自然單式國家，因為它們都有自然之疆界與民族。
相比之下，中國自秦漢以來就進入了人文複式國家的階段，“其國家之創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複為自然的地形與民族之隔閡所限”，也就是說，中國國家的形成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響相比較小，而受中國文明傳統的影響更大。因此，西方大國的首都如倫敦、柏林和巴黎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中國自古以來首都的地理變遷就十分頻繁，其中當然不乏地理條件的演變，但主要是人事所為。因此錢穆指出，“在人文複式國家，首都之選擇，實為一至重極要之事。一國家之規模與精神，隻看其首都之選擇，已不啻如示諸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