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自由自在的走在倫敦的大街上，因為今天他穿著便衣，所以終於可以慢下腳步看看與往日不一樣的風景。
根據皮爾爵士下達的最新任務指令，鑒於倫敦各地愈演愈烈的抗議示威及大規模集會活動，蘇格蘭場所有警區都選出了一部分經驗豐富的警員，並委派他們便衣進入各個集會場所進行秘密執勤。
這倒也不怪皮爾爵士反應大，因為像是‘要求議會改革和擴大選舉權’這樣的活動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英國第一次爆發如此大規模的要求議會改革運動，正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
就像皮爾爵士在內務部文件中強調的那樣——每次法國革命都會在英國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激發了英國下層人民極大的政治熱情，它改變了很多英國百姓自光榮革命以來的固有觀念，讓他們意識到了原來政治不止是大人物的私人事務，黎民百姓同樣有資格參與。
首先對舊有觀念發起衝擊的是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的重要成員理查德·普賴斯牧師。
他在一次紀念光榮革命101年的活動中發表了一篇名為《論愛我們的祖國》的布道，其中提到了一個對於後續改革運動至關重要的觀點——光榮革命的最重要遺產是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政府，並可以隨時撤換它。
但這一觀點立刻激起了輝格黨文膽艾德蒙·柏克的激烈反駁，柏克發表出版了《法國革命感想錄》一書，並在裡麵提出了他的看法。
——光榮革命的原則不是變革，而是恪守傳統。傳統維護了社會的存在，因此是社會的基石。法國大革命正是因為破壞了傳統，所以才將法國引向了崩潰，英國不能步法國的後塵，它必須維護傳統，保障國家的安全。
而在柏克占據上風時，托馬斯·潘恩出版了《人權》與柏克進行交鋒。
潘恩在書中強調，每一代人都有權力選擇自己喜歡的政治製度，其先輩無權決定。選擇政治製度是英國人生而有之的天賦人權，英國人為保衛這個權利應該戰鬥到底。
但在現有製度下，勞動者被剝奪了這個權利，因此造成了他們的普遍貧困。隻有恢複他們的權利，才能將他們從貧窮當中解救出來。
潘恩的《人權》一經出版，在一年內便突破0萬冊的銷售量。
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一係列主張改革的民間組織被建立了起來，類似‘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和‘倫敦通訊會’這樣規模達萬人的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這一切都使得英國政府感到極為驚懼，他們認為這些組織的出現是革命的前兆。
於是本著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的準則，英國當局迅速逮捕了倫敦通訊會和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的重要成員，並以叛國罪的名義對他們進行起訴。
倫敦通訊會主席馬格羅特和傑拉爾德最終被判流放十四年，但其他大部分成員則被陪審團以證據不足宣判無罪釋放。
而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失敗，議會改革運動也隨之陷入低穀期。
但是從前記憶依然存在於議員們的腦海裡，這也由不得皮爾爵士不謹慎應對。
畢竟經過這幾十年的驗證，托利黨已經證明了，單純地運用暴力手段隻會把事情變得更糟。
威靈頓公爵和皮爾爵士雖然反對議會改革，但他倆也同樣堅定地認為應當儘可能少的使用武力解決問題。
儘管這一觀點看起來十分矛盾，但確實是威靈頓內閣的現行政策。
他們寄希望於過段時間英國公眾能夠將議會改革的事自行遺忘，而不是采取暴力手段鎮壓集會。
但就亞瑟這兩天的觀察來看，威靈頓公爵和皮爾爵士的算盤應當是落空了。
因為這一次摻和在議會改革中的人，可不光有人微言輕的工人群體，還有輝格黨、大批教士以及托利黨坎寧派與極端派人士。
就亞瑟目前觀察到的局勢來看，幾乎倫敦上上下下所有階層都在主張議會改革。
雖然他們想要改革的目的或許不同，但至少行為是一致的。
“不論是好是壞，改革總有一定的幫助！”
“我們要求擴大選舉權！”
“威靈頓下台，他就是個愛爾蘭來的老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