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亞瑟本以為雨果會以慷慨激昂的態度怒斥這位在曆史中備受批判的先生，但令他沒想到的是，在雨果的口中，基佐仿佛卻和書本上讀到的文字截然不同。
身為法蘭西浪漫主義文學的領袖人物，雨果對於基佐的印象不僅不差，反而相當之好。
至少在1833年的雨果看來，基佐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
基佐的外祖父在大革命時期是山嶽黨人，曾經做過加爾省的一省之長，而他的祖父則是加爾文宗的地下牧師。不論是父係親屬還是母係親屬，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但這不代表基佐的童年很美好，在大革命時期，即便是這些上層家庭也總是處於動蕩之中。
基佐的父親由於被指控為吉倫特派分子，遭到了雅各賓派的逮捕。
基佐的外祖父或是出於自保，或是由於黨派成見，他不論女兒如何苦苦哀求，都不願意出麵解救女婿，而是眼睜睜的看著他在自己的轄區內被送上了斷頭台。
為了擺脫這段悲傷的記憶，基佐的母親自此之後便帶著他和弟弟來到了瑞士的日內瓦居住。在這裡，基佐不僅學會了許多手藝，也學會了包括拉丁語、希臘語、德語、英語和意大利語在內的多種語言。
而童年的不幸和在日內瓦的學習經曆，最終讓基佐形成了如今的政治立場。
相較於那些極端保守的保王黨人來說，基佐是自由派。
而相較於那些與雅各賓派更接近的共和黨人來說，基佐又是保守派。
如果套用不列顛的視角來審視基佐，這位先生的立場應當介於威靈頓公爵與皮爾爵士之間，他是一個堅持君主立憲製的托利黨人。
而對於一個法蘭西人來說，最悲哀的立場莫過於基佐這樣的了。
他隻能生存在共和派與保王黨的夾縫之中，哪一方都不會將他當作絕對的自己人看待。更糟糕的是，基佐也不主張暴力革命，而是喜歡溫和的漸進式改革。
對於法蘭西這樣一個動輒推加農炮上街的國家來說，基佐這樣的做法無異於把套在脖子上的繩子主動交給共和派與保王黨來掌握。
但這樣的立場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自從他1805年回國以後，18歲的基佐很快就憑借自己淵博的學識在巴黎的文人圈子裡脫穎而出，一本《羅馬帝國興亡史》使得他成了全法蘭西有口皆碑的曆史學家。
巴黎索邦大學的校長方丹甚至不惜親自上門邀請基佐來到索邦大學擔任近代史教授，而這一年，基佐不過才是個剛剛25歲的年輕人而已。
如果說25歲便春風得意的基佐有什麼不痛快的地方，那就是他痛恨此時法蘭西帝國的皇帝拿破侖，他從不參與具體的政治活動，始終堅持自由主義者的身份，他花錢為自己免除兵役，逃避當時狂熱的軍事氣氛，更拒絕為皇帝唱讚歌。
而當拿破侖遜位以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在巴黎加冕為王，為了拉攏當時國內的自由派文人，路易十八相當高明的將毫無根基的基佐提拔為了國務秘書，之後又更進一步的任命他為內務大臣。
而這個時候，入閣的基佐還不到30歲。
路易十八的理念與基佐相近，這位年輕時期便養成自由開明傾向的國王同樣是一個中間主義者。
他見識過哥哥路易十六被處決，侄子路易十七死於獄中，以及侄女瑪麗·泰蕾茲的悲慘遭遇。大革命時期的種種激蕩使得路易十八深信法蘭西已經不能走回**君主的老路了。
基佐在內閣期間，很好的執行了他與國王的共同理念，一方麵，他肯定了大革命的很多重要原則，比如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堅決不允許複辟的貴族勢力對共和派進行反攻倒算。而另一方麵，基佐又反對激進自由派對舊貴族毫不讓步的態度。
但正如前文所說，基佐縱然有著路易十八的支持，可是即便是路易十八本人也無法掌握好保王黨與共和派之間的天平。
1820年2月13日，王儲貝利公爵遇刺身亡，平衡終於被打破了。
極端保王黨趁機將此案歸罪於自由派，逼迫首相埃利·德卡茲辭職，改由極端派代表維萊爾伯爵上台組閣。
他們大肆頒布有利於貴族的法令，加強輿論控製，教會勢力也重奪教育文化大權，黑色恐怖再次在法蘭西的天空降臨了。
基佐見到無力挽回局麵，於是便主動請辭，重新回到了巴黎索邦大學的教授講席。
路易十八也無力乾預現狀，在憤怒之中，這位波旁王朝少有的開明國王終於一病不起。
他看到得償所願成為新王儲的弟弟查理十世，隻能在死前憤恨的詛咒“哼！我的弟弟恐怕難以死在這張床上。”
路易十八的詛咒確實應驗了，1830年的7月，巴黎爆發革命，查理十世宣布遜位，帶著他的妻兒老小流亡不列顛。
不過至少在1830年之前，他確實舒舒服服的當了好幾年的**君主。
而對於基佐來說，1820到1830年是他最難熬的十年。
他回到了大學潛心治學，對學生和社會大眾宣講他的思想，還出版了許多曆史方麵的著作。
《歐洲代議製起源史》、《法國史概論》、《有關英國革命回憶錄集》、《17世紀英國革命史》都是這一時期的著作，而單是從基佐的選題就能看出他到底想要說的是什麼。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現政府的異見者，但基佐從不主張采取暴力手段去推翻現政府，而是堅持合法鬥爭才是解決問題最好路徑的觀點。
而政府對於基佐觀點的回答是——他們取消了基佐在索邦大學開設的所有課程。
不過這並不是令基佐最感到煎熬的事情，他最痛苦的是當路易十八病逝，查理十世繼位後，禁止移民，重啟對瀆神者死刑的條例法案一個接一個的出爐。
議會內部也因此出現了巨大的割裂，以夏多布裡昂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自由派認為這純粹是曆史的倒車，是在壓製自由，褻瀆天賦人權的思想。而以布爾多涅為首的極端派則認為對於大革命的清算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