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來，曆來重農抑商，也許是朱元璋被奸商坑害過了，從開國之初，就對商人大力打壓，但是孟浚主導下已經廢棄了很多對商人的限製。
如服飾限製，居住限製，職業限製等等，明朝法律規定，商人不允許穿著絲綢等高檔麵料的衣物，隻能穿戴棉麻等衣物，商人也不能住在城市的中心區域，商人及其後代在一定程度上被禁止參加科舉考試，因此很難進入官僚體係，這也限製了他們的社會流動性和政治影響力。
雖然這些限製越到明朝後期，愈發寬鬆，商人居中心，穿錦衣等，世人早已習以為常。
而商人及後代禁止科舉，卻根本無法禁止，特彆是晚明時期，雖然大明律明確規定對於不事生產，專門從事末業的商人，可直接抓起來問罪。
但是這裡麵在現實操作中有個漏洞“不事生產，專門從事末業”。那呢，如果是一邊經營土地一邊經商呢？如果是一邊開設工廠一邊經商呢？
商人完全可以買田置地，對外宣布主營收入是土地收入，就成了地主。這樣，不管是什麼樣的商人，都是黃冊上的良籍。
隻要商人不承認自己是商人，隻要有土地，那麼就不犯法，是良籍當中的民戶，那就可以讓子弟參加科舉。
而且，商人又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可能最開始就是良籍，隻不過經商賺錢了而已，隻要家裡還有土地，有工廠，就還是良籍。
比如唐寅，唐伯虎，就是典型的商人子弟，其父是開酒樓的，並沒耽誤他參加科舉，高中南直隸的解元。
但是在明麵上的法律依然存在，而孟浚主導下的幕府，廢除大量限製商人的不平等法律，雖然逐漸轉向重商主義，但是如今的幕府中，商政司雖然成立，吏員雖已經逐漸充實，但主官人選孟浚還是猶豫不決，孟浚沉思良久，決定請張著出山，當這商政司司長。
江南民眾在驅逐韃虜，恢複河山的口號下，在宣傳司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宣傳下，在曾經的大本營蘇州，那真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商人階層積極募捐軍費，士人奔走呼號，百姓則是紛紛參軍，加入軍中。
孟浚鼎定金陵後，就已經用幕府的名義頒布了一些相關政令，特彆是商政司的成立，孟浚著手整頓混亂的商業，冶鐵行業，在各地港口建立市泊司，征收商業稅，而在幕府的政令中，孟浚沒有明確的說明是否“開海，但是已經廢除了海禁的法律條文，隻留給有心人各自琢磨。
幕府政議，在莊嚴氛圍中，孟浚端坐在主位，提出要擴大馬鞍山鐵礦區規模，和開啟海貿的討論。
楊恩起立，言道“諸位，鐵礦之產，關乎我軍之兵備。鐵礦需求日益增漲，我等當擴充礦區之開采，以應迫切之需。”
顧炎武聞言也點頭說道“兵戰，鐵器爭鋒，既然鐵礦產出不足，那便挖山築廠，自可行之。”
而這時劉中藻卻有不同意見，他站起身對孟浚道“礦爐大興，山中築廠，洗沙流水，堵川流，鑿地脈，久雨則水沒田畝，傷及民生，況且鐵礦之地，其主大都為本地豪強，其豪強聚集之眾，多為雞鳴狗盜之輩，聚眾賭博，逞強好鬥，欺淩百姓之事，屢見不鮮，若鐵礦枯竭，或炭木不繼，興廢不定，礦夫無以為生，必然聚集為盜，禍害鄉鄰！”
對於孟浚而言，為了滿足火器及各類軍械的需求，以應對即將到來的擴軍之任，控製冶鐵業已是迫在眉睫，總不能一直靠著繳獲，扒拉各地的府庫用做軍隊的兵器，對這劉中藻之言，雖言之有理，卻不知緩急輕重。
孟浚緩緩說道“北虜在望，湖廣，四川，兩廣之地，紛戰不止，大築鐵礦，或許會損壞當地田畝，但不可因噎廢食，至於當地礦廠豪強聚眾，可派遣青鸞衛駐於各廠巡查。”
眾人紛紛應和，如今正是用兵之時，擴建鐵礦，增加軍械火器，正是應有之意，劉中藻見狀雖還是持保留意見，但也知此事孟浚已經下定決心，不是他所能阻攔的。
隨後的海貿之議中，楊恩有些遲疑道“大王，咱們曾經說過暫不開海，可如今時間一年不到，這……”
張肯堂，路振飛，劉中藻等人舊臣出身，對孟浚大刀闊斧的改革，心中深感不安，這些時日的軍政會議，讓眾人都已經知曉孟浚想要大興商業，但他們也知道自己在孟浚這個集團中人微言輕，此時見楊恩這最受孟浚器重都出言反對，路振飛連忙站起身，拱手道“大王，自古雲王不虛言，不可輕悔！”
張肯堂也說道“如今南方混戰不休，貨物不全，此時開海，江南士紳恐有倭寇之患，弊大於利啊！”
顧炎武聞言駁道“大王可言出海乃是要聯絡朝鮮，日本，借道伐清！”
孟浚聞言眼神一亮“不錯，先行聯絡抗清事宜，海貿之事可與兩國協商後再做定論”
隨著政議結束，擴建鐵礦的命令下發各地，抽調民夫，工匠，政議告竣，擴建馬鞍山鐵礦之令如疾風般即傳遞各府縣。此令一出，縣令召集鄉紳，鄉紳又召集村民，層層傳達，調集民夫。
至馬鞍山，一片繁忙景象呈現眼前，工匠勘察地形，策劃開采之法，民夫則在工匠指引下開始營造礦區。
海貿之事，孟浚則命沈廷楊遣戰船十艘，幕府籌集商船十餘艘，沿海岸，抵達朝鮮，與朝鮮方麵先行密談。
而此時的林士奇已經回報軍令，大軍輕易收複蕪湖，無損兵將，即將進發宣城府，宣城府守將耿世績，拒絕林士奇的招降，而林士奇大軍即將兵圍宣城府，宣城之戰即將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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