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歐盟的鋼鐵產業就是一個笑話，因為受製於環境稅和汙染費，歐洲鋼鐵單價總會比從加上運輸費和關稅的日韓鋼廠價格還高，更彆提以更優惠價格為歐洲供貨的大天朝的鋼鐵外貿企業了。就算原料單價獲得比天朝鋼鐵更低，就算勞動生產率更高，就算現階段運價也不算便宜，歐洲產鋼鐵單價也遠比天朝來得更高。
鋼鐵企業自然不會認為這個法律有問題或者不應該繳納，可鋼廠不可能總依靠量少但高質量的鋼材活著，他們於是聯合起來，向布魯塞爾施壓，要求對輸入歐洲的鋼材同樣收取這一筆費用。
這就又涉及了一個比較的“屁股和腦袋”的二元論的問題，一個留學生學成留外，他的主要收入來源於外國，作為本質上的東方人，他感情上不會支持所在國對天朝商品征稅；可如果不征稅，他的產業和事業都要被雙殺，他支持所在國對天朝商品征稅也有了理由，所以到最後都淪落到了“價簽論”，在綜合了很多種因素後，大多數情況下果然會最基礎的實際利益因素更能支配他的最終決定。
作為林場所有人的林義龍來說，他當然希望高汙染補貼一直持續下去；可作為鋼廠的投資人的林義龍來說，他卻不希望有這種補貼。
之所以談及到這個問題，是因為塔爾伯特鋼鐵重組計劃遭遇了挫折。
林義龍接手塔爾波特製鐵時，他的規劃是，保留一部分冶金和鋼鐵部門，把剩下的車間全部改成化工廠生產航空用碳纖維，同時也向附近的飛機零部件的生產商提供成品。
納迪亞和她爸爸擔心的工廠改建計劃並沒有太大阻力，問題是在林義龍大興土木安裝改裝新設備培訓員工的這段期間，工資誰支付。
作為資方，林義龍要求塔爾伯特鋼鐵的工人們重新和新成立的塔爾波特科技簽訂新的就業合同。
本質上和之前的那份合同沒什麼區彆，可壞就壞在林義龍要求在鋼鐵廠重組培訓的日子裡，他不負擔工資，要求由西格拉摩根委員會提供課程，由財政部提供失業金，而且還要工業貿易部提供塔爾伯特鋼鐵每年3000萬鎊持續五年的補貼用於彌補因生產改變的損失。
工業貿易部的投資在當地議員的遊說之下願意出這麼一筆錢來維持當地就業，可財政部那裡一直對失業金不鬆口，因為馬上就要到新的選舉年，托利黨一直對從經濟危機中剛剛恢複的失業金申領的數字十分敏感。乍一看一個工人每周104鎊的失業金並不多，可一旦400個失業人口和可能連帶著的10000產業鏈上的人口被放到登記表上，那就是醜聞——哪怕選區被當地的勞工合作黨控製著。
所以，林義龍不得不在旅店套房裡，和負責人納迪亞以及凱蒂展開了一個視頻會議。
“不過，無論怎麼樣，他們都要付這筆錢。”納迪亞明白了林義龍的套路，“如果他們不投入，我們就直接不在這裡投資了？”
“這是核選項，不要放到這裡來說。”林義龍糾正道，“有些時候對手的境界不同，處理技巧也不一樣。”
“怎麼？”納迪亞很有興趣，因為在她印象裡，林義龍是善於把人往這種思路裡領的。
“如果套用一個不怎麼為人用的邏輯，‘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林義龍引用了某作家的一句話，“如果對方意識到我們的‘核選項’和他們的‘核選項’，而繼續采用這種策略的話，他們知道我們不可能因為區區30萬英鎊而就此放棄投資而啟用核選項的，因為那樣損失更多。“
“那我們怎麼跟他們談？”納迪亞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