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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對納粹率先造出原子彈的憂慮一直是盟軍最大的心病(1 / 1)

莉澤·邁特納雖然多次拒絕了“曼哈頓計劃”的邀請。可是麵對如狼似虎的蓋世太保,她也隻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心念至此,女記者立刻行動。經由她積累的人脈聯係上許多歐陸著名的物理學家。

結果顯而易見。

法國物理學家弗雷德裡克·居裡(jeanfrédéricjoliotcurie)、德國物理學家庫爾特·迪布納(kurtdiebner)、漢斯·蓋革(hansir)、奧托·哈恩、保羅·哈特克(paulharteck)、格哈德·霍夫曼rhardhoffstetter)……

女記者一一確認。這些歐陸著名的物理學家,都被一個人請來了柏林。

“誰?”戰地女郎丹妮爾的表情一樣嚴肅。

“新任帝國研究委員會物理部主任和核物理全權代表瓦爾特·格拉赫(altherrch)。”女記者從密密麻麻的采訪筆記本上抬起頭“姐妹們,這些歐陸著名的物理學家都是曾經‘第一鈾俱樂部’和如今‘第二鈾俱樂部’的成員。”

所以,與“曼哈頓計劃”相對應的“第三帝國的核武器計劃”被因為劇情衍生而加速了。

“這些物理學家中還包括漢堡大學物理化學係主任保羅·哈特克(paulharteck)——他也是陸軍軍械處(heersaffenasisteriu,rk)的官員接觸,讓他們留意核鏈式反應用於軍事的巨大潛力。幾乎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物理學家也向德國官方提出了類似的建議。

1939年4月,一小隊被稱作‘第一鈾俱樂部(uranvere)’的科學家,在哥廷根(au)大學對核武器潛力展開了非官方的研究。這個第一研究小組隻存在了幾個月,當時德國為了入侵波蘭,部分小組成員被征召入伍,該小組因此而解散。

到1939年中期,柏林電氣工程集團已經儲備了大量的鈾,當時鈾被認為隻不過是鐳生產過程中的廢品。該小組的科技主任尼古拉斯·裡爾(nikoriehl)讀到一篇鈾可以作為核能資源的潛在原料的文章後,意識到了這些大量鈾的巨大市場潛力。於是,他聯係了陸軍軍械處,軍械處支持他在奧拉寧堡(oranienburg)的柏林電氣工程集團工廠建立鈾的生產設施。凱澤威廉物理研究所(kaiserilhelotto)陸軍軍械處的測試站,為實驗用的鈾反應堆了鈾晶體。

1939年9月1日,‘第二個鈾俱樂部’在陸軍軍械處控製了德國核能項目之後成立。並在1939年9月16日在柏林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由陸軍軍械處顧問庫爾特·迪布納主持。受邀出席會議的人包括瓦爾特·博特(altherbothe)、西格弗裡德·傅吉(siegfriedfg)、漢斯·蓋革、奧托·哈恩、保羅·哈特克、格哈德·霍夫曼、約瑟夫·馬陶赫、喬治·斯泰特爾。

不久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出席人員包括考斯·科魯斯魯斯(kacsi)、羅伯特·德佩爾(robertd?pel)、沃納·海森堡、卡爾·弗裡德裡希·馮·魏茨澤克(carlfriedrichvoneizs?cker)。與此同時,陸軍軍械處有效地控製了凱澤威廉物理研究所,任命庫爾特·迪布納為主任,加緊了對核研究項目的控製。

很顯然,核研究項目不能為德國快速贏得戰爭作出決定性的貢獻,軍械處於是在1942年1月將凱澤威廉物理研究所的控製權還給凱澤威廉協會(kaiserilhel)。1942年7月,陸軍軍械處又將控製權讓給了帝國研究委員會(reichsforschungsrat,rfr)。但陸軍軍械處保留了戈托夫測試站,並在顧問庫爾特·迪布納的主持下繼續研究,直到戰爭結束。從此之後,核能項目維持了‘對戰爭是重要的’的定位,並不斷得到軍方支助。儘管如此,當時研究項目的管理還是被分成了許多個領域——主要是鈾和重水生產、鈾同位素分離和核反應堆。

據說到1943年,德國已經擁有了大量放射性材料,可以設計投放係統了。1943年3月,德國為新型的v2導彈設計了一個中央有效載荷艙,位於靠近尾部的位置,在襲擊目標時,能儘可能遠地將艙體拋出。這種導彈很可能就是裝有神經毒劑或放射性廢物的‘臟彈’。下一個設計在內容上更明顯。1944年9月,德國為改進過的v1導彈(稱為d1)製定了類似計劃。d1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了被稱之為“罐裝核廢料容器”的全新彈頭。這種新彈頭安裝了一個外置引爆器,這樣就可以在爆炸時將其吹開,將核廢料儘可能廣地灑在目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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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彈是放射性物質在軍事上最簡單的應用,但是德國很可能在1943年末研製了一種更複雜的原子彈。那時,一個德國空軍研究小組繪製了一張下曼哈頓地圖,展示了一種武器的預計爆炸破壞範圍,這和原子彈在1517千噸當量內的爆炸相吻合,其威力和美國投放在廣島的‘小男孩’原子彈相近。這意味著,德國已經在計劃用一種如梅塞施密特264或容克斯ju390(1942年5月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批準了美國轟炸機計劃,這兩種飛機作為計劃的一部分,正在發展中)那樣的超遠程飛機來實施轟炸。

1942年12月,264進行了首次飛行,原型飛機ju390v1也在1943年10月進行了飛行。據容克飛機的前試飛員的航空日誌記載,1943年11月,ju390v1被開到布拉格進行了一係列試驗,包括空中加油設備和加油程序的測試。”——改摘自《第三帝國的化學武器和核武器(cheicalandnucleareons)》。

“這裡麵最關鍵的人物就是沃納·海森堡教授。”戰地女郎丹妮爾想了想道“傳聞他是為數不多的反納粹科學家。”

“傳聞並不一定可信,丹妮爾。”擁有太多第一手材料的女記者道出一個曆史隱秘“1943年4月4日希特勒訪問奧地利林茨時,沃納·海森堡教授很可能是圍繞希特勒的四位核科學家之一。他的小型核能反應堆當時應該在柏林。”

“根據沃納·海森堡戰後自我洗白的聲明,德國核項目應該在1942年就大幅度放棄。那麼他沒有任何理由在1943年4月4日這天來這裡。”戰地女郎丹妮爾輕輕點頭。

對納粹率先造出原子彈的憂慮一直是盟軍最大的心病。許多物理學家,尤其是逃離納粹統治的那些,尤其憂心忡忡。畢竟,核裂變是1938年德國科學家首先發現的,而海森堡和魏茨澤克等德國專家也被認為是該領域的領導者。很多人判斷,德國在核武器研發方麵可能領先有兩年之多。海森堡深度參與德國的核武器研製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早在兩年前的1942年,因為實在是擔心德國率先造出原子彈,海森堡的兩名前同事曾向盟軍建議,趁他在當年年底蘇黎世講學之際實施綁架,或者至少當麵訊問,“套出”一些有關德國核武器研製進展的信息。

1937年7月15日的黨衛隊周刊(dasscharzekorps)刊發了物理學家約翰尼斯·斯塔克(johannesstark)的文章,稱海森堡是所謂的“白色猶太人(也就是雖然身體不是猶太人,內在靈魂卻是)”,並羅織了一係列的罪狀,包括在黨刊上發文章扞衛講授相對論、在1934年斯塔克寫效忠信時海森堡拒絕簽名、繼續在研究所聘用猶太人等等。更可怕的是文章的副標題,稱海森堡是“物理學的奧西茨基(奧西茨基因為反對納粹於1933年被捕,獲頒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並在集中營遭受虐待和酷刑,於1938年柏林的醫院病逝。奧西茨基獲諾獎後,希特勒隨後禁止德國人領取諾貝爾獎)”,被逼到牆角的海森堡選擇直接給教育部長、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裡希·希姆萊(herichhiler)寫信,要求他們為自己平反,恢複名譽。與此同時,他也準備好了,如果得不到當局支持,就隻能離開德國。在給恩師阿諾德·索末菲(arnoldrfeld)的信裡,他寫道““如今,我真的看不到其他的選擇,如果我扞衛名譽的舉動得不到支持,就隻能請辭。然而,我覺得還是先問問您。您知道對於我來說,離開德國會是多麼痛苦,除非到萬不得已我不會這麼做。然而,如果是作為二等人,活在這裡也什麼勁”。

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後,1938年的7月21日,海森堡收到了希姆萊的信,信裡說,他不讚同那篇文章的指控,並禁止今後再發生對他的攻擊。在經曆這場可能導致其“身敗名裂”的風波後不久,二戰爆發。1939年的9月25日,當以前的助手埃利希·貝克(erichbag)找上門來,希望其參與德國的核武器開發時,海森堡找不到任何可以拒絕的理由。他欣欣然前往,並在短短三個月內便全力以赴完成了理論分析報告的上半部分,為德國的核武器研製勾畫了藍圖。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要得以安身立命就需要信任,而得到信任是多麼困難。

“所以,你覺得就像在戰時的‘阿爾索斯任務(alsission,盟軍由少量的情報人員、軍人與科學專家組成,他們與前線作戰部隊配合,搜尋任何與軍事科研相關的資料、財物、科學家,趕在蘇聯甚至盟軍接觸到之前完成銷毀或轉移的計劃)’和戰後的‘回形針行動(operationperclip,美國戰略情報局在1945年啟動的一項計劃,旨在將超過1600名納粹德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秘密送往美國,讓他們為美國的軍事和科技項目工作)’中投靠美國的納粹科學家一樣,沃納·海森堡教授的陣營立場在納粹還沒有倒台前的1943年並不明顯。”戰地女郎丹妮爾已經十分清楚了女記者的想法。

“對。”女記者基於第一手采訪資料的判斷,具有相當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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