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因而提議設置武學文科學校與孔廟結合，武學則設於太公廟內；文士之學根基於五經，武士之學則以太公、孫子等人的作品為根本。
所以說軍校在中國早就有了，不是從西方傳過來的。
宋仁宗並沒有立即采納富弼的構想，那是因為仁宗雖然已經認同了文官集團的說法，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還是留點時間仔細考慮考慮再定。
對西夏戰事的連番失利終於促使宋仁宗設立武學的決心，基於對將才的渴望，慶曆二年十二月，仁宗下令朝臣薦舉適任武學教授的文、武官各一名。次年五月，正式宣布設武學於太公廟，以太常丞阮逸為武學教授。
於是問題就來了，武學成立後無人入學就讀，以致無法運作，簡單的說就是找不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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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仲淹因此上奏“臣竊聞國家置武學以來，苦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恥就學生之列。倘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非便。”
在一個長期習慣於儒學教育的社會中，倉促設立武學，又無具體獎勵辦法，很難吸引學生。長此以往，有名而無實的武學反而可能成為損害國威的笑柄。
朝廷接受範仲淹的意見，改任阮逸為國子監丞，規定願意研讀兵書的學生，可於國子監中學習。武學尚未開始授課，即在宣布成立的三個月後遭到罷廢。
武學僅是曇花一現，而武舉的執行成效也與其原先設計有很大的差距。
寶元二年，距武舉的首次辦理不過十年，蘇紳即提出質疑漢製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武舉中第者被任命為層級低下的三班官，又常被派任監當工作，對於軍事毫無助益。
受到這篇奏疏的影響，朝廷於次年下令武舉中第者不得擔任監當官，一律派任邊區或捉賊的差遣。
武舉的本意是從現有的中、高階官員中尋找嫻熟軍事者，任命他們為將帥。
但是由於當時的文貴武輕，參加製舉的官員都不願投考軍事相關科目（同樣是做官，連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範仲淹都不願意改做武職，其他人的節操還能在範仲淹之上？），根本無法借此取得堪任將帥的人才。
在僅有武舉運作的情況下，錄取者絕大多數是平民，當然不能立即授予高官，而須從基層的武階官作起。這便使得武舉偏離了選拔將帥的原意。
看到這裡，也許有讀者就會說了，很正常啊，沒看出文官集團的騷操作啊，往下看！
武舉的實施無法符合原先的期待，卻逐漸受到科舉參與者的歡迎。雖然參與武舉並不受到尊重，錄取後也僅被授予低階武官，但對於受挫於文舉的考生，武舉終究了另一條入仕途徑。
原本準備文科考試的舉子發現，改試武舉並不困難，因為策論本為文舉的項目之一，武藝測驗的要求又不高，容易過關。於是，程度較差，考文舉無望的士人就成為武舉考生的主體。
看到這裡應該明白了吧，武舉根本就是文官集團為了各自家族中那些讀書無望的子弟準備的一條入仕途徑，是不是和後世的某某某的特招生有點相似啊，懂的都懂！
一般士兵和武官仍是靠軍功來凸顯才能，求取官位，隻有極少數才能參與武舉（懂得都懂），反而有越來越多的讀書人舍棄經書，改習兵法，踴躍投考（懂得都懂）。
武學被廢罷數月後，曾有知名的教育家胡瑗以其所撰《武學規矩》上呈仁宗，請求再設武學。
胡瑗主張武學以《論語》及《孫子》為主要的教材，兼顧培養學生的德行與謀略，這樣的意見頗有融合儒學與兵學的意涵。
胡瑗的主張其實是極好的，但是文官集團怎麼可能同意呢？如果同意了，前麵的一係列操作豈不是白費了，還間接地壯大了武將集團。
所以最後在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之下，胡瑗的主張未被朝廷接納。
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不是沒有人才，也不是沒有人能解決問題，而是利益集團不允許有人動自己的奶酪！
最終察覺不對的宋仁宗氣得在皇佑元年九月下詔廢止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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