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玄，一作喬玄，字公祖，梁國睢陽縣人，東漢時期名臣。年輕時曾任睢陽縣功曹，因堅持追究陳國相羊昌的惡行而聞名，後被舉為孝廉，曆任洛陽左尉、齊相及上穀、漢陽太守、司徒長史、將作大匠。桓帝末年，出任度遼將軍，擊敗鮮卑、南匈奴、高句麗侵擾，保境安民。靈帝初年，遷任河南尹、少府、大鴻臚，遷司空，拜司徒，升任太尉。橋玄有感於國勢日衰，於是稱病請辭，改任太中大夫，光和七年去世，年七十五。橋玄性格剛強，不阿權貴，待人謙儉，儘管屢曆高官，但不因為自己處在高位而有所私請。他為官清廉，去世後連下葬的錢都沒有，被時人稱為名臣。
喬玄的七世祖喬仁，師從同郡人戴德求學，著作《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稱“喬君學“，漢成帝時擔任大鴻臚。喬玄的祖父喬基，是廣陵太守，喬玄的父親喬肅，是東萊太守。喬玄年青時為縣功曹，當時的豫州刺史周景，帶領部隊巡察到梁國郡，喬玄拜見周景，伏在地上列數陳相羊昌的罪惡，請求周景任命自己為部陳從事，徹查羊昌的罪行，周景認為他意氣豪邁，同意並派他去了。喬玄上任以後，全部收捕羊昌的食客，詳細地核查他的罪行，羊昌一直被大將軍梁冀優待，梁冀為了羊昌派快馬傳文書救他，周景按照梁冀的意思召回喬玄，喬玄隻交還文書而自己不出發，核查羊昌的罪名更加急切，羊昌最後被囚車押解進京，喬玄從此出名。
喬玄被舉薦為孝廉，任命為洛陽左尉，當時梁不疑為河南尹，喬玄因為公事去梁府拜見梁不疑接受問話，恥於被梁不疑所侮辱，於是辭官回到鄉裡，後來經過四次升遷做到齊相，因為過失為城旦，服刑完畢，朝廷征聘，再升遷到上穀太守，又改任為漢陽太守。當時上邽縣令皇甫禎犯了貪汙罪，喬玄抓捕拷問他並施以拔光頭發鞭笞的刑罰，皇甫禎死在冀地的集市，整個轄區的人都感到震驚。漢陽郡上邽縣人薑岐，恪守信仰隱居不仕，在西州一帶很出名，喬玄召他出來做個官吏，薑岐托病不答應，喬玄大怒，命令督郵尹益逼迫他來，並說:“薑岐如果不來，馬上就讓他的母親改嫁。“尹益堅持勸止喬玄沒有成功，馬上轉告了薑岐，薑岐堅決躺在床上不起來做事，郡內的官員和讀書人也都去勸說喬玄，喬玄才肯罷休，當時的人都拿這件事譏笑他，後來托病免職，又被公車征為司徒長史，加封為將作大匠。
桓帝末年鮮卑、南匈奴以及高句麗的繼承人伯固等少數民族一同叛亂，在邊境一帶搶劫掠奪，四府舉薦喬玄為度遼將軍，特賜可以使用黃鉞的權力，喬玄到了任上，修養兵士，然後監督各將領討伐胡虜以及伯固等。敵人都敗退逃跑，喬玄在這裡任職三年，邊境安定無事。靈帝初期，調回喬玄任命為河南尹，改任少府、大鴻臚。
喬玄與南陽太守陳球有怨仇，當他在司空司徒的位置上的時候，反而推薦陳球擔任廷尉，喬玄因為國家力量薄弱，並且揣度自己的能力沒有用武之地，於是托病上奏，把各種災害歸咎在自己身上，於是被免職。一年多後任命他為尚書令，當時太中大夫蓋升曾經和皇帝有密切關係，願來擔任南陽太守，貪汙好幾億，喬玄上奏罷免蓋升並關押起來，沒收他的財產賄賂所得，皇帝不同意，反而升遷蓋升為侍中，喬玄托病辭職，又任命為光祿大夫，過了幾個月，再次因為疾病免職，改任太中大夫，在家中養病。
喬玄的小兒子十歲的時候，獨自外出遊玩，突然有三個人拿著棍棒把他劫持了，進入喬玄府裡樓閣上，讓喬玄拿錢贖人，喬玄卻不答應，不一會，司隸校尉陽球率領河南尹、洛陽北部尉曹操圍住了喬府。陽球等人擔心劫匪殺掉喬玄的兒子，沒有下令追趕劫匪，喬玄大聲說:“犯罪的人沒有人性，我怎麼能因為一個兒子的性命而縱容了國家的罪犯!“催促命令追擊，於是攻擊劫匪，喬玄的兒子也死了，喬玄於是麵見皇帝謝罪，請求皇帝向天下下令“凡是有劫持人質的，一律格殺，不得拿財寶贖回人質，讓罪犯有利可圖”，於是詔書發布了這個命令，起初從漢安帝以後，法律漸漸失去效力，京城裡麵劫持人質的，不管對方是不是富貴官宦人家，從喬玄這次事件以後，就沒有這種事再發生。
起初曹操地位很低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他曾經去拜見喬玄，喬玄見到他感到驚異，對他說“如今天下將要戰亂，能夠安定天下的豈不是你嗎？”曹操常常感歎喬玄是他的知己，後來曹操每次經過喬玄的墳墓，都感到淒愴並祭祀他，並親自為他撰文說“原任太尉喬公，品德高尚，仁愛寬容，國家感念您的訓誡，讀書人緬懷您的教誨，您的在天之靈，我們緬懷不止，我從年輕時候，就去過您的府上，那時以頑劣的品質，接受您的會見，您對我褒獎稱讚，就像孔子稱讚自己不如顏淵，李生讚歎賈複，士為知己者死，我一直記著這句話，又想起我們的誓約‘我死之後，你如果經從這裡經過，如果不拿一鬥酒一隻雞來祭奠我，車馬過去三步以後，你得肚子疼不要怨我’，雖然是當時開玩笑的話，如果不是關係密切，怎麼會說出來這樣的話，懷念舊事，想起來就感覺淒愴，如今我奉命東征，駐紮在鄉裡，向北望著土地，心思在您的陵墓上，所以用薄禮祭奠您，願您享用”。
《三國誌·吳書九》中記載，大喬、小喬為“橋公“之女；清代人沈欽韓在《兩漢書疏證》一書中說“橋公者，太尉橋玄也，漢製為三公者方稱公”。沈欽韓的意思是，隻有官至“三公的人才能被稱作“公“，因此《三國誌·吳書九》中記載的“橋公“必為漢太尉橋玄，沈欽韓的說法被多方引用，幾成定論，但實際是沒有曆史依據的；清代末年的盧弼就在其所著的《三國誌集解》中指出:“弼按權呼張昭曰張公，時人呼程普為程公，世人呼龐德公為龐公，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見《漢書·賈誼傳》，於公治孝婦獄，郡中大敬重於公，見《漢書·於定國傳》，是皆不必三公始稱公也。“可見在當時，並不是隻有官至“三公“的人才能被稱作“公“，因此沈欽韓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盧弼在《三國誌集解》裡還指出“又按本傳橋公二女為攻皖時所得，據《寰宇記》，橋公為舒州懷寧人，即漢之廬江郡皖人，《後漢書·橋玄傳》玄為梁國睢陽人，兩不相涉，果為玄女則阿瞞方受知於玄，銅雀春深早已如願相償，伯符、公瑾不得專此國色矣，《後漢書》、《三國誌》絕無一字及之，沈說之誤無疑矣。“這裡再一次論證了沈欽韓的說法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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