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初字文清，後改字文長，號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漁隱、金壘、金回山人、山陰布衣、白鷳山人、鵝鼻山儂、田丹水、田水月，浙江紹興府山陰人，明代中期文學家、書畫家、戲曲家、軍事家。曾任胡宗憲幕僚，助其擒徐海、誘汪直。胡宗憲被下獄後，徐渭在憂懼發狂之下自殺九次卻不死，後因殺繼妻被下獄論死，被囚七年後，得張元忭等好友救免。此後，南遊金陵，北走上穀，縱觀邊塞厄塞，常慷慨悲歌，晚年貧病交加，藏書數千卷也被變賣殆儘，他自稱“南腔北調人”，去世時年七十三。
徐渭，出生於一個趨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鏓曾任四川夔州府同知，徐鏓的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兩個兒子，繼娶苗氏，不曾生育。徐鏓晚年納妾，才生下徐渭，徐渭自幼由嫡母苗夫人撫養，在徐渭出生百日後，徐鏓便去世。十歲時，徐渭的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門，骨肉分離，對他而言刺激頗深，徐渭十四歲時，苗夫人去世，徐渭隨長兄徐淮生活，二人年齡相差三十多歲，又缺乏手足之情，相處得不甚愉快。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籬下之感，然而他聰穎異常，文思敏捷，六歲讀書，九歲便能作文，十多歲時仿揚雄的《解嘲》作《釋毀》，享譽遠近。當地的紳士們稱他為神童，將其與東漢的楊修、唐朝的劉晏相提並論，在世態炎涼之中，徐渭形成了既孤傲自賞，又鬱鬱寡歡的性格。
成年後，所作的詩文恣露胸臆、奇傲縱誕，有超軼千古的不羈之感。入贅紹興富戶潘氏，並隨任典史的嶽父潘克敬遊宦陽江，協助辦理公文，對官場情況開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陰，參加鄉試，往返於浙粵兩地。在往返浙粵的途中，徐渭還乘興登南昌滕王閣，遊梅嶺觀音洞，於沿途吟詩賦辭，流露出平生以來少有的樂觀情感。還與山陰文士沈煉、蕭勉、陳鶴、柳文等結為文社，被時人稱為“越中十子”，在廣交文友的活動中，徐渭轉而博采眾長，文學與藝術的修養得到迅速提高。
二十歲考中了秀才，兩次參加紹興府鄉試，直到四十一歲時，經曆了八次考試的他始終也未能中舉。二十五歲時，徐家財產又被豪紳無賴霸占，所屬的房產、田園，蕩然無存，妻子潘氏又得病早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使徐渭不知所措，為了謀生，他離鄉背井來到太倉，卻不得要領，隻能徒勞而返。後開設“一枝堂”，招收學童，教私塾以糊口，並且開始追隨季本、王畿等人，研習王守仁的學說。
在鑽研學問同時，對政局十分關心，蒙古首領俺答率軍在北京一帶擄掠，史稱“庚戌之變”。徐渭聽聞此訊後，義憤填膺，揮筆創作《今日歌》《二馬詩》等，痛斥權臣嚴嵩誤國。倭寇進犯浙閩沿海，紹興府成為烽火之地，平時好閱兵法的徐渭，先後參加了柯亭、皋埠、龕山等地的戰役，並出謀劃策，初步顯示了軍事才能。此時，徐渭引起了浙江巡撫胡宗憲的注意。
升任浙閩總督的胡宗憲，欽慕徐渭的才識，經過多次相邀，胡宗憲終於將徐渭招入幕府，充當幕僚。入幕之初，徐渭為胡宗憲創作了《進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賞識，胡宗憲對他更為倚重。徐渭不滿於胡宗憲傍依權臣嚴嵩，但欽佩胡宗憲的抗倭膽略，感念他對自己的信任，經過一番猶豫，徐渭還是進入了總督衙署。此後，徐渭隨總督府移駐寧波、杭州、嚴州、崇安等地。他“知兵，好奇計”，為胡宗憲謀劃，助其擒獲倭寇首領徐海、招撫海盜汪直。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內閣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參劾，並被逮捕至京，徐渭便離開了總督府。
徐渭應禮部尚書李春芳之聘，前往京師，後因與李春芳性格不合，便辭歸故裡。不料，李春芳不能容忍徐渭的辭聘，威脅徐渭歸複到他的門下，徐渭隻得趕回北京，請舊友說項，才算了結此事。
胡宗憲再次被逮入獄，並死於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數人受到牽連。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連年應試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時他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迫害，於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誌銘》，而後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愈，後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如此反複發作，反複自殺有九次之多。在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其殺死，他因此被關入監牢，服刑七年，在獄中完成《周易參同契》注釋，揣摩書畫藝術。
徐渭被下獄後，友人紛紛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後是翰林編修張元忭，他們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終於借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大赦之機獲釋，此時徐渭已經五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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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後，徐渭先遊覽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帶，病體略有恢複，並交結了許多詩畫之友。年輕時代的朋友、此時已經擔負北部邊防重任的吳兌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書，在宣府的時間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寫北地風光、民俗和軍旅生活的詩文，在寫給許多官員的贈序中，他都喜歡議論政事，尤其是關於邊防的策略。
神宗即位初年，由閣臣張居正主持國政，張居正對蒙古采取撫和的方針，徐渭對此表示讚賞。期間又過居庸關赴塞外，經戚繼光介紹，至遼東尋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鬆兵法，並結識蒙古首領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雖受吳兌等人敬重，但因健康不佳，隻得經北京回到家鄉紹興，注釋郭璞《葬書》。
六十歲時，應好友張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兩人的關係就惡化了，據張岱的記敘，張元忭是個性格嚴峻、恪守禮教的人，而徐渭卻生性放縱，不願受傳統禮法的束縛。張元忭常常以封建禮教約製徐渭，這使徐渭大為惱火，他曾對張元忭說“我殺人當死，也不過是頸上一刀，你現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於和老友的交惡，加上與官僚們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徐渭情緒鬱憤，舊病複發，便於居京三載後重歸家鄉，此後，徐渭便沒有離開過山陰。
晚年鄉居的日子裡，徐渭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所交遊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杜門謝客，據說有人來訪，徐渭不願見，便手推柴門大呼“徐渭不在！”張元忭去世時，徐渭往張家吊唁，撫棺慟哭，不告姓名便離去。
徐渭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儘，此時隻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作。他的一班門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從徐渭手中得到了不少他的作品。徐渭晚年貧病交加，所蓄書籍數千卷變賣殆儘，常至斷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見富家貴室，低首乞食，有時豪飲酒肆，有時自持斧毀麵破頭，精神病也日益嚴重。徐渭在窮困潦倒中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葬於紹興城南木柵山。死前，徐渭寫有《畸譜》，記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經曆，當他去世時，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
徐渭，多才多藝，在詩文、戲劇、書畫等各方麵都獨樹一幟，與解縉、楊慎並稱“明代三才子”，是中國“潑墨大寫意畫派”創始人、“青藤畫派”之鼻祖，其畫能吸取前人精華而脫胎換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鳥、竹石無所不工，以花卉最為出色，開創了一代畫風，對後世畫壇影響極大。書善行草，寫過大量詩文，被譽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諳音律，愛戲曲，所著《南詞敘錄》為中國第一部關於南戲的理論專著，另有雜劇《四聲猿》《歌代嘯》及文集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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