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女性，章德寧和王安憶實在是沒辦法不去喜歡戴鳳蓮這樣一個女性角色。
或者在《紅高粱》這篇裡，她們看到了女性對於自身性彆的超越。
雖然還有著一定的狹隘。
譬如戴鳳蓮最引以為傲的，還是她6歲就被纏上的一雙小腳。
這也說明，意識形態的覺醒並不是一蹴而就的。
“同期發出這麼多篇文學評論，看來《人民文學》很重視《紅高粱》這部啊。”章德寧說。
1982年第6期的《人民文學》上，當期不僅刊載了《紅高粱》的，還有整整三篇《紅高粱》的評論文章。
且，作者都是文學評論界的評論大家。
像是文學批評家李陀《感覺和創造性想象——關於中篇“紅高粱”》：
“
《紅高粱》寫得美而大氣，從語言藝術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響。
《紅高粱》視角下的抗日戰爭，突破了之前幾十年間以八路軍、新四軍和民兵遊擊隊等為主角的主流抗日戰爭敘述模式。
江弦選擇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邊緣人土匪為的主角。
他們自發地跟日本鬼子進行殊死搏鬥，而他們自己的生活，則是敢愛敢恨，嫉惡如仇，充滿著一種《水滸傳》以來的民間野性傳統。”
可不就是如李陀所說。
餘占鼇是混不吝的性子，因為喜歡九兒，就殺掉了單家父子，這樣一個土匪似得人物，又在日本人來了的時候，扛起槍杆子組織抗日。
這樣的人可不就在我們這片土地上，而且是一直被忽略的視角。
名聲大一點的，譬如山西的那位山大王
除了李陀，《人民文學》還刊發了閻綱同誌，以及他們《京城文學》主編王濛的文學評論。
王濛在評論文章當中高度評價了《紅高粱》這篇，他說：
“江弦一開筆就是一場大霧。
從《紅高粱》這部中，我看到了江弦敘事一種令人恐懼的發酵能力。
閱讀過後，我獲得某種藝術滿足，就像喝了中寫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暢。”
《人民文學》每期不到20萬字的篇幅，這一期的三分之二的內容，幾乎都是《紅高粱》這篇以及對其的探討和評價。
章德寧和王安憶作為編輯，自然明白，這樣重量級的陣仗，說明《人民文學》內部有多麼重視這樣一篇《紅高粱》。
而在她們看來，《紅高粱》本身的質量，也確實值得《人民文學》不遺餘力的為其助勢。
“安憶，你那篇尋根文學作品寫的怎麼樣了？”章德寧想起不久前王安憶也在構思的一篇“尋根”文學作品，跟她打聽起來。
王安憶麵色一窘，咕噥著說，“還在寫著。”
此刻她一想起不久前自己對那篇《小鮑莊》的洋洋得意，就覺得臉有些發燙。
同為“尋根”，同為鄉土氣息濃厚的題材。
江弦交出的答卷太過完美，以至於王安憶如今覺得自己所寫的每一個字都看起來那麼可笑。
再想到不久之前，她還自信滿滿的認為自己在尋根文學領域的造詣和領悟，足以追趕上江弦的步伐，能夠做他的對手。
看過《紅高粱》以後，王安憶就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醒悟過來。
她哪算得上是江弦的對手？
對手是那種一會前，一會後，你追我趕的那種。
她和他是那種，江弦庫庫往前，她連他影子都追不著，越甩越遠。
這是對手？
王安憶是真的有點沮喪。
這會兒但凡是文化界有了解的人，在評判文學創作成績，恐怕都不會將她這個江弦的同齡人和他放在一起比較，因為根本就不是一個層次。
真要比一下，隻能找個不了解文學的人來做裁判。
因為王安憶好像就長的顯得還比較厲害。
跟江弦倆人往那一站，冷不丁給人感覺她才是《紅高粱》的作者。
“你也不用太妄自菲薄。”
章德寧看出王安憶的自閉，開口勸慰：“踏踏實實寫伱自己的東西就好，不用受彆人的影響，《紅高粱》雖然精彩，但那畢竟是江弦寫的。”
章德寧的意思很明顯，她很擔心王安憶在被《紅高粱》震撼到以後，放棄自己原有的風格，轉而追求酷似江弦的文字和句子。
在她看來，江弦那種驚世而出的敘述方式，是不可模仿也沒辦法模仿的。
如果王安憶追求那樣的東西，按照江弦的方式寫，那她將永遠都隻是江弦門下的一個小嘍，永遠沒辦法實現突破。
章德寧的提醒非常及時，王安憶很快醒悟過來。
是啊，那畢竟是江弦啊。
他的語言是很多人公認為藝術的水準。
她又何苦一定要將他視作目標？一定妄圖著對他實現超越呢？
想通這一點，王安憶苦笑一聲，終於覺得心中順暢許多。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章德寧和王安憶都很關注《紅高粱》這篇在讀者以及文化界內引起的反響。
而闡述江弦必定在社會上受到歡迎並引起極大的轟動的“江弦現象”，也一如往常的被驗證。
《紅高粱》橫空出世以後，《當代作家評論》這部在全國影響力巨大的文學評論類雙月刊，於1982年第3期上一次性推出四篇評論江弦作品的文章，並全都是對《紅高粱》這篇進行專論。
評論家雷達《曆史的靈魂與靈魂的曆史——論“紅高粱”的藝術獨創性》：
“驚異於作者江弦想象力的奇詭豐贍，他筆下戰栗著、戰叫著的半個世紀前的中華兒女，不僅是活脫脫的生靈，而且是不滅的魂靈。”
李清泉《讚賞與不讚賞都說——關於“紅高粱”的話》：
“我覺得《紅高粱》是強悍的民風和凜然的民族正氣的混聲合唱，馳名的《黃河大合唱》的某些部分，可以和《紅高粱》的某些部分在聽覺和視覺上相互參照和相互輝映。”
季紅真《憂鬱的土地，不屈的精魂——“紅高粱”》：
“凸顯了民間抗日力量的勃興，作品中的人物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這在如今正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中格外搶眼。”
作家從維熙《“五老峰”下蕩輕舟——讀“紅高粱”有感》：
“在老題材下開拓出新意”，是革命曆史戰爭題材下“忽而蕩出一葉小舟”的瀟灑之作。
“五老峰”就是編者按中提到過的革命曆史戰爭題材“五老峰”：老題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題、老手法。
從維熙一句“五老峰下蕩輕舟”，將《紅高粱》這部在當今時代的文學意義勾勒了個完全。
《紅高粱》掀動滿城風雨，江弦卻和朱琳，以及《車水馬龍》的劇組，一起坐上前往sx省首府的火車。
中國電影家協會將在sx省首府xa市隆重舉行1982年“金雞獎”、“百花獎”的授獎活動。
“你說我這一年真夠忙的。”
踏上黃土地的江弦哭笑不得，“不到半年時間，我又是往西南跑，又是往東北跑，現在這又來了大西北。”
朱琳一想，可不就是如江弦所說的一樣，“到處看一看，對你的創作也是好的。”
江弦也覺得有道理。
他是得多去看看，多長長見識，不然萬一哪天寫個阿勒泰，彆人說你都沒去過阿勒泰，你怎麼寫的阿勒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