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22日。炎熱依舊。但早上的時候，畢竟有了幾分涼意。
浙江省寧波市某海軍駐地的營房裡，官兵們正出操回來。在路過軍官宿舍時，從一個窗口飄出孩子驚慌的啼哭。有人知道，這裡住著一位上尉軍官的妻子。她是來部隊探親時。不巧的是，上尉正在出差。
那麼，在沒有丈夫照料的情況下，這位遠道而來、帶著孩子的軍人妻子是否有什麼難處呢？戰友去敲門。門鎖著，卻沒有這位妻子的聲音，而聽到敲門聲的孩子卻哭得更厲害了。
頗感意外的官兵們立即搬來一張凳子，透過門上麵的氣窗看去，不禁愕然：隻見上尉妻子軟軟地躺在床上，紋絲不動，孩子撲在母親身上，驚呼著“媽媽”……
破門而入，這位妻子已經死了。
部隊保衛人員率先勘查了現場：門窗完好無損，沒有撬鑿痕跡，室內整齊，稍顯貴重的錢物似乎也不曾失少；死者身上沒有任何傷痕，那張美麗的臉上除了死後特有的蒼白，也未留下明顯的痛苦，那樣子，仿佛靜靜地熟睡著所有跡象表明，犯罪分子作案致死的可能可以排除。
然而，她緣何突然死去？又如何向即將回隊的丈夫解釋？
醫院作了解剖檢查，得出了“腎上腺異常急死”的結論。
顯然，這是醫生從純醫學的角度所作出的結論。人們相信它，卻抹不去留在心中的絲絲縷縷的疑慮。程叢根法醫奉命前往。
這位畢業於複旦大學生物係的高材生，當時是浙江省公安廳刑偵處的法醫。
一組業已解剖出的死者內臟放在程法醫麵前。透過明晃晃的鏡片，借助科學的儀器，調動起堅實的理論根基和幾十年實踐經驗，慎之又慎的法醫未發現致死的病變。
再深入研究，猛然發現死者心肺表麵有散在性出血點！
法醫摘下眼鏡，在窄小的解剖室裡緩慢地徘徊著，縝密的思維尋析出一個他曾無數次遇到過的死因：窒息致死！
可是醫生馬上跳出來：“急死也可以出現心肺出血點。”
醫生和法醫本是同一鼻祖，程法醫當然不會去與醫生作無謂的理論上的辨析，他要看看屍體。屍體已被拉到殯儀館，因丈夫尚未趕到，才沒有火化——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如果無人提出要求法醫再檢查一下，如果屍體在法醫未看過之前火化，那麼，這名上尉妻子的死亡或許就以“因病急死”而棺蓋論定了。
身穿白大褂，神情嚴峻的程法醫在部隊保衛人員的陪同下，走進了殯儀館。
程法醫緩緩地轉動著死者的頭顱，在貌似正常的僵硬的脖子上尋找著什麼。經驗告訴他，再狡猾的凶手——假如有凶手的話，也難以不留下致人窒息死亡的痕跡。
可嚴酷的事實是，死者身上確實沒有明顯的印痕，彆說醫生發現不了，就是粗心的法醫也無從發現。
病死，他殺，這舉足輕重的“三八線”，法醫的鑒定一筆千鈞！
程法醫無數次深感肩上的分量。他離開殯儀館，脫下那雙白色的超薄型手術乳膠手套，換下白大褂，表情冷峻，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對部隊保衛人員說：“他人扼頸窒息致死！”
寧波市公安局刑事偵查技術人員應部隊所邀，立馬趕到現場，重新勘查，開展周密調查，但仍未發現他殺痕跡。
部隊認為，營房崗哨林立，老百姓很難進入，哪來他殺之他？偵查員詫異，部隊紀律嚴明，教育有方，死者死後，所有官兵情緒正常。意見方方麵麵，分析精辟入理，焦點卻或明或暗地落在法醫身上：他殺，不可能。
當然，誰也沒有向法醫直言，隻是委婉相告：程法醫，你是不是也去現場看看？然而，部隊保衛人員和公安技術人員兩次察看過的現場，均未發現疑點，法醫又能尋找到什麼呢？
是的，已被打掃過的現場和無法進出的門窗，確實找不出犯罪的蛛絲馬跡。而不能發現罪犯進出現場的痕跡，案件就難以成立。無數雙目光看著程叢根。有期盼，有感激，有不以為然，也有嘲笑。這目光裡複雜的成分越發勃發起法醫強烈的責任感！決不能到此為止，現場沒有找到痕跡不等於沒有痕跡。
幾天過去了。自從第一次現場勘查後，死者用過的被褥等日用品已被洗曬整理過，罪犯可能留下的痕跡也會因此而消失。一個死者用過的枕頭落在法醫手中，套子顯然剛剛洗過，散發著淡淡的香皂味。他在套子中抽出枕芯，幾乎是一寸一寸地尋覓著可疑。
驀地，一塊指頭大小的淡淡的紅色印痕映入法醫眼簾——是血跡！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法醫的血頓時奔騰湧動，他以無法抑製的興奮匆匆跑進化驗室！現代化的化驗器械裡，這尚屬新鮮的血跡很快排除死者和其丈夫的血型。
那麼，是誰的血留在這隻死者用過的枕芯上？
法醫的結論依然斬釘截鐵：是罪犯！可是，查遍營房內的所有官兵，沒有一個在死者被發現前後受過傷的。難道凶犯是老百姓？這時，終於有人想起：死者被發現的當天早上，部隊出操時，其中有個學軍的大學生阮俊華，不慎在石子路上跌了一跤，碰傷了上唇。當時，帶隊的首長叫他及時包紮，但他發揚“兩不怕”精神，忍痛堅持，和部隊同時回到營房。這一事跡被宣傳乾事知道，即被宣傳為學軍榜樣，黑板報和廣播室接連表揚，難道他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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