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冬季的到來，對天津市寧河縣（2015年，撤銷寧河縣設立寧河區）大北鄉大北磚廠的民工來說有些不妙：生產停了，無錢可掙。他們隻好或回鄉或另謀生路。18歲的民工何承富是在2000年11月12日同幾個重慶酉陽老鄉一道離開了磚廠。此時，他窩著一肚子的火。並不是由於今後的生活沒著落。他過慣了漂泊不定的日子，反正到哪兒都是憑力氣混口飯吃。這股火源自張工頭。
按說何承富是應該感激張工頭的。他15歲就隨村裡人來津打工，由於人小力單，謀生艱難，加之周圍的不良影響，短不了做些偷雞摸狗的事。1999年11月，何承富因在天津市靜海縣盜竊摩托車被判刑6個月。2000年5月刑滿釋放。在他四處找不到活乾的時候，還是張工頭看在同鄉的份兒上收留了他。
可何承富並不是那種老實乾活的人，時常借故不出工在屋裡歇著，還因為這和張工頭不斷發生口角。結果最後算工錢時，張工頭扣了他100元，說他出工少。人家是民工隊的頭兒，有這個權力。何承富雖然為此吵鬨了一番，終究也是徒勞的。
當天，何承富到了靜海大丘莊、王虎村一帶，那兒有不少老鄉和親戚。他這兒住一晚那兒住一晚，連玩帶打聽工作混了兩天，一無所獲，身上的幾個工錢也花光了。
11月15日早起，何承富找一位老鄉借上20塊錢，打算到附近的陳官屯磚廠看看。
這磚廠旁有一家小飯店，何承富在那兒吃過一次，記住了老板娘叫徐文英，她丈夫是當地人。何承富先去了那兒探情況。他和老板娘打過招呼，問：“磚廠裡有咱們四川、貴州老鄉嗎？”
正閒著沒事的老板娘告他沒有了，都走了。
何承富知道掙錢無望，不免神色黯然。
老板娘見他悶頭不語，就問：“你有四川人的小孩賣嗎？”
何承富反應挺快：“我是貴州人呐。”他又順著老板娘的話誆她：“要孩子？有啊。我姐姐有四個孩子，回家會被罰款，正想賣掉一個。”
老板娘一聽來了情緒：“這事包在我身上。你放心，不會出事的。我賣過好幾個小孩了。”接著報出那些小孩都是誰誰送來的。她又補充道：“你弄來後，我給你賣掉，得給我點兒辛苦費。”
“那是一定的。”何承富嘴上應承著，心裡就想到了張工頭那剛滿周歲的兒子。
老板娘見何承富認了真，便給他寫下一個電話號碼，叮囑道：“弄到孩子後，就打這個電話給我。”
離開陳官屯，何承富去了津南一帶找他三叔四叔。他希望能在那裡有個著落。通過自己的老鄉他在16日才找到三叔家，住了一晚。這時身上的錢又用光了。
17日一早，他找四叔借了50元錢，然後按著親戚的指點到八裡台閥門廠找工作。因無身份證被拒絕。又去附近的木板廠，那裡也不要人……
何承富四處找活乾，四處碰壁。沮喪之餘，就開始琢磨起老板娘的話和張工頭的兒子了。
中午1點鐘，他坐上八裡台到天津火車站的汽車。兩點左右到了火車站，下車吃過飯，見附近店鋪挺多，又想去碰碰運氣。他連著進了幾家店鋪，結果還是沒活乾。何承富對找工作不再存有幻想。他陰沉著臉，認定現在隻有一個去處了。
下午5點多，轉了一大圈的何承富依舊兩手空空地回到大北鄉。他是在離磚廠還有四五裡地的馬聰橋道口下的客運汽車，看看天色尚早，就在附近轉悠著消磨時間，後索性進了一家理發店理發，見店內有電話，正好和徐文英取得聯係，告訴她明天準把孩子送到，讓她準備好錢。晚飯是在路邊店買的肉包子，他特意放開肚皮多吃了兩個。
大約晚上9點鐘，何承富向公路南邊的大北磚廠悄悄摸去。磚廠雖說季節性停工，還是有少數人員留住廠內，主要是為省下回家路費。此時，磚廠大門外的小賣部裡還亮著燈。何承富隔窗望去，見酉陽老鄉冉雲峰正和三個人打麻將牌。何承富怕被看見，沒走大門，從東側繞進廠裡，又翻過山東民工隊和重慶民工宿舍間的隔牆。
挨著牆的恰好就是張工頭住的那排平房。磚廠的這些平房都比較簡陋，就是個睡覺的地方，屋裡沒啥值錢東西，所以很少有人插門上鎖。
何承富溜進張工頭與冉雲峰兩戶之間的空房，在這裡可偷聽張工頭房裡的動靜，還可從北牆角的一個小洞窺視。張工頭在當月8號回了酉陽老家辦件急事，說是到家兩三天就回，何承富估摸這些天過去也該回來了。當時，他冒出一想法：如果張工頭在家，就過去找他要錢。他要是把扣的工錢給我，我就走；若不給，那就一定要把小孩抱走。
在何承富的眼中，小孩與錢之間已被畫上等號，二者必取其一。
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看，隱藏在這一想法後麵的是在為作案尋求心理平衡，即：你不仁就彆怪我不義。這種犯罪前的似是而非的自我辯解，目的在於使自己能心安理得地去實施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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