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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艾格隆任性妄為的冒險，特蕾莎氣得罕見地失態了，甚至當著旁人的麵拿著手杖抽打自己的丈夫，艾格隆自知理虧，也隻能苦笑著承受，當天還一直說好話安撫特蕾莎。
好在特蕾莎並不是記仇的性格，被艾格隆哄了幾句氣消了以後，也不再追究了，隻是她要求艾格隆以後不許再這樣拿為追求刺激而故意冒險，艾格隆自然是滿口答應至於實際上會不會照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這樣，這對少年夫妻之間的短暫風波宣告平息，他們又重新享受了共處的時光，一起在這群山環繞的小鎮周圍遊玩，好不快活。
當然，遊山玩水對他們來說隻是排解心情的消遣，他們的精力注定要放在家族的事業當中。
在這個新年的冬天裡，艾格隆一直都和巴黎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因為和法蘭西距離接近了一大截，所以他和基督山伯爵和特雷維爾侯爵等人交換信息的時間自然也縮短了一大截也就是說，以前他隻能指出大致的方向，接下來讓自己的手下們自由發揮，定期向自己報告進展就好，而現在，他可以多少嘗試一下自己親自指揮了。
當然，他信任自己手下們的能力，沒有興趣對每一件事情都去“親自指揮”，那隻會讓所有人陷入混亂當中。
他把自己親自指揮的範圍，限定在了宣傳工作當中。
這一點，他自然是吸取了“後例”，也就是拿破侖三世在曆史上的蟄伏時期1861848的經驗。
在那個時候，拿破侖三世無兵無錢，但是他拚了命的給自己刷聲望，除了帶著幾個手下搞兵變之外，他更注重的是想儘辦法蹭當時的時政熱點，用自己各種政治評論來輸出觀點，一方麵給自己積累名氣，一方麵抓攏自己的基本盤。
他敏銳地抓住了當時歐洲大陸上革命思想回潮、各國資產階級和新生代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充滿了政治熱情、社會主義思潮開始形成並且大範圍傳播的時代特點，寫了論消滅貧困等等一係列政治小冊子，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個同情社會主義的形象，四處兜售以國家乾預經濟為核心、保護工農利益的政治價值觀。
既然這是“成功經驗”，艾格隆自然也毫不客氣地吸收參考了。
但是，參考並不意味著刻舟求劍的照搬，“政治”是有時代特點的。
曆史上的拿破侖三世，在他蟄伏時期的年代，法蘭西已經不是被波旁家族同時，而是進入了奧爾良家族統治的七月王朝時代，奧爾良家族以王室小宗吞並大宗，本身在“道德合法性”上麵就及及可危，為了給自己的統治找到合法性，奧爾良家族標榜自己走中庸之道，既不激進也不保守，同時試圖討好保王黨、帝國派和共和派等等政治勢力，更加宣稱要保護每一個社會階層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需不需要階級調和”已經不需要爭論了，拿破侖三世隻需要證明自己比奧爾良家族更加願意、也更有能力搞階級調和就可以了。
同時，在那一段時期，經過了040年代一係列革命，原本歐洲各國沉悶的群眾又重新被點燃了，不光是熱血激情的大學生們，就連一向對政治非常冷漠的小店主、商人群體，也積極地投身於政治當中，要求擴大自己的政治權益其直觀的表現就是爭取投票權。
英法普就成為了這一輪政治狂潮的典型代表，其結果就是英國發生了席卷全國的憲章運動、法蘭西出現多次街壘革命。而普魯士，則誕生了來茵報和它那個最著名的編輯，最終以1848年席卷全歐的革命狂潮作為結尾。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拿破侖三世不必費心跟彆人論證社會主義好不好，他隻需要論證自己想要的社會主義才是最有可能實現的就行了。
而艾格隆現在麵臨的局麵卻大為不同。
現在是189年，整個歐洲剛剛走出戰火，大革命的火光被刺刀所熄滅、歐洲被神聖同盟的枷鎖捆住，而人們也在連綿不斷的戰爭當中筋疲力儘，幾乎喪失了對政治事業的激情。
在這種普遍性的情緒之下，想要照搬拿破侖三世的經驗自然是完全不可行的，恰恰相反，如果艾格隆自己鼓吹社會革命的話，反倒會讓他陷入被神聖同盟所痛恨的境地，也得不到廣大人民的支持。
對於這群劫後餘生、對宏大理想已經毫無熱情的人民，艾格隆講那一套思想並沒有太多意義，想要打動人們，他必須去講更加實際、更加貼合每個人自身利益的東西。
正因為了解這一點，所以他把著重點放到了擴大選民範圍，以民意來決定國體上麵。
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波拿巴就是普選製！”
這個口號足夠打動人心，不過，它能夠打動的主要還是城市貧民以及工人階級，他們受過一定教育，並且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和工廠當中，能夠切實感受到各種思潮的洗禮，也明白自己政治權利的重要性。
但是在另外一邊，還有一個人口同樣龐大、卻整個沉默無聲的鄉村。
人數眾多的農民群體，被束縛在了土地上，整日的勞作讓他們無暇、也沒有興趣去關注外麵的世界，對一切政治思潮都敬而遠之，他們往往認為這些東西都是城裡人時髦玩意兒而且往往有害，選舉權對他們來說也是個可有可無的新鮮玩意兒，他們的精神世界往往和千百年來的祖先一樣，寧可停留在教堂當中。
想要打動這些人，就得玩點新花樣了。
拉近和教會關係，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因為在過去給教皇送了大筆的賄賂，所以艾格隆和羅馬教會的關係不錯，教皇甚至多次公開誇獎他“驅逐異教徒”的義舉，可以說在宗教層麵上，他已經算是教會的朋友了。
然而，自古以來高盧教會一向都具有極大的獨立性，與羅馬教廷的關係良好，並不意味著高盧教會天然地傾向於艾格隆這一邊，比起拿破侖的兒子，他們更加有理由去喜歡代表正統的波旁家族畢竟，他們已經合作了多少個世紀了。
這對艾格隆來說絕不是好消息。
正因為接近法國，艾格隆得以近距離觀察法蘭西現狀，他更加確認如今法國人民對波旁王朝倒行逆施已經極為厭倦，這種普遍性反對情緒已經積累了很久，似乎看上去隻要有一絲火星，就能夠點燃全國，讓這個好不容易複辟的王朝又一次倒台。
但是，所謂“爛船也有三分釘”，波旁王朝統治了法國三個世紀，算上之前的卡佩各分支的話已經統治法蘭西接近一千年了，其“正統性”之強大，絕不會是輕易可以抹除的。
在失去民心之後，他們所能夠依仗的支柱，就是“正統”所賦予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慣性忠誠。
而艾格隆想要做的，就是斬斷這種慣性。
若想要打動農民，就先要打動高盧的教會人士，不說讓這些教會人士支持擁戴波拿巴，至少要讓不仇恨、嫌棄波拿巴。
隻要能夠做到這一點，就等於割斷了農村和宮廷之間的精神聯係，也就是讓農民不再愚昧地忠誠於波旁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