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即位後提拔的首位宰相崔佑甫，出自名門望族博陵崔氏，父親崔沔是睿宗、玄宗時期的名臣，官至吏部侍郎，妥妥的省部級高官。
崔佑甫本人學識淵博，進士及第，曆任壽安縣尉、舒州司馬、永平軍（駐河南滑縣）行軍司馬、起居舍人、吏部郎中、禦史中丞、中書舍人等職。既有基層一線實踐曆練，又有國家機關多個部門的工作經驗，為人剛正不阿，可以說是出身好、能力強、履曆全、人品優。
他當宰相很有戲劇性，這還要從他的老上級、前任宰相常袞說起。
常袞比崔佑甫小八歲，父親做過縣丞，狀元出身，文采出眾。其人謹慎孤傲，刻板較真，不太討人喜。入仕後一直在中央任職，長期分管科考教育。元載被處死後，他作為名相楊綰的搭檔共同榮升宰相。
可想而知，崔佑甫一個高乾家庭出身，各方麵又都很優秀的乾部，肯定瞧不上隻會耍耍清官派頭，沒什麼實際能力的常袞，工作中難免鬨些小矛盾。代宗在世時，曾因反對朱泚進獻“貓鼠同乳共生”所謂祥瑞事件，常袞帶頭慶賀一事，得罪了常袞。
大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駕崩，德宗繼位，依製率領朝中百官為代宗送葬。
依照唐時喪葬禮儀，參加葬禮的百官早晚各哭十五聲以示哀悼即可。常袞卻悲痛欲絕，哭的癱軟在地，不得不讓人攙扶才能站立。
也許他是真的傷心，因為代宗是他生命中的伯樂，不僅提拔他作了宰相，在楊綰病故後對他還信任有加。
但他過於“優異”的表現讓參與儀式的百官，甚至德宗在內都頗為不滿。既然禮製有規定，你這麼做置他人於何地！置德宗於何地！難道人家親爹死了哀痛程度還比不上你！那豈不是說除了你常袞之外，皇帝不孝、百官不忠嗎！
凡事都應有個度，努力過頭照樣惹人厭！
時任中書舍人的崔佑甫指著常袞，對眾人說“你們看看，難道做臣子的給君王哭喪，還有扶禮這一說嗎！”
此話傳到常袞耳中，兩人算是徹底結下了梁子！
不久，常袞帶領禮部官員製定百官服喪天數。依禮，德宗需為代宗服喪二十七天，這是寫進大唐律法的，無須討論。
關於百官服喪天數，代宗在遺詔中其實交代的也很清楚“天下吏人，三日釋服。”我死後，大家服喪三天即可正常工作。
本來挺明白的事照著辦就行了，可常袞非要矯情，楞說遺詔中所指“吏人”是普通百姓，不包括文武群臣在內，文武群臣都應陪著德宗共同服喪二十七天。
崔佑甫嚴正指出“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先帝講的多清楚，連遺詔你都曲解，還有什麼是你不敢的！”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常袞虛偽做作的一麵。
常袞惱怒異常，認為崔佑甫以下犯上有違禮製，立即奏請德宗，將崔佑甫貶為潮州刺史（今廣東潮州）。
唐時，中書舍人與州刺史在官職上差彆不大，區彆就在於要去任職的地方。
潮州，古時屬嶺南界，典型的煙瘴地，距離長安三千多裡！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和治安狀況，已近六十高齡的崔佑甫恐怕都沒辦法活著走到，由此可見文官殺人不見血的陰狠本性。
德宗認為常袞小題大做沒有批準，隻是象征性的把崔佑甫打發到距長安不遠的河南當少尹。
事情如果照此發展，宰相也就沒崔佑甫什麼事了，可誰知自肅宗時期延續下來的“宰相聯合簽署製”，讓此事產生了顛覆性轉變。
肅宗在位正值安史之亂，朝廷處於戰時應急狀態，為及時處辦各類緊急軍務，宰相們輪流值班辦公，即便休息也要留一人全天值守。遇到需請示報告皇帝的事項，由值班宰相代替輪休宰相聯合簽署上報，這種做法漸漸固化下來成為常設製度。
德宗繼位後，與常袞同時為相的還有郭子儀和朱泚，兩人都是因軍功享受宰相待遇，不參與朝政處理，實際上隻有常袞一人獨居相位。
他在奏報崔佑甫一事中，按慣例代簽了郭子儀、朱泚的名字，卻又沒有知會他們，以至兩人並不知情。
崔佑甫被貶的通報下發，郭子儀、朱泚因與崔佑甫私交不錯，都先後上表替他講情。這讓德宗非常吃驚，彈劾崔佑甫的奏章你倆不是都簽名了嗎，怎麼又反過來講情！
二人均表示並不知道此事。德宗因為剛剛上任，還沒人給他講過宰相府有這項代簽製度，以為是常袞膽大包天，欺君罔上。震駭之下，立刻詔令將常袞貶為潮州刺史，後又調整為福建觀察使，任命崔佑甫為宰相。此時崔佑甫剛剛走到臨潼（西安臨潼區），奉詔返回朝中。
至於常袞，他在福建乾的不錯，充分發揮他的教學特長，修建學堂培養人才，為促進當地文化建設作出了貢獻，四年後病故於任上。
稀裡糊塗的做了宰相，崔佑甫倍感振奮，也深知肩上責任重大，自己年歲已高時日無多，便開始模範帶領大唐官員，夜以繼日的前人遺留下來的龐雜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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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載做宰相時吏治極為腐敗，誰送錢誰當官，送得多當得大，根本不管你是進士及第還是胥吏轉正。
到了常袞，他自詡清流，矯枉過正，選任官員隻認科舉。對各地推薦上來的人，無論賢良與否一律不用。那時的科舉製還遠沒有後世那麼普及，隻認科舉勢必導致許多崗位長期空缺沒人乾活。
崔佑甫久在吏部任職，對這方麵的利弊自然知曉，他親自考察審核各地推薦的人才，在擔任宰相不到兩百天的時間裡就任命了八百多名官員，平均每天任命四人左右。
乾部問題曆來是個敏感問題，等位的永遠比上位的多！
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大批次的使用、提拔乾部當然會引來非議，德宗善意提醒他，說有人舉報你在選任官員時沾親帶故。
崔佑甫坦然回答我為朝廷選士，如果連被考核的人是誰都不清楚，又怎能知道他的優劣與否，從而量才使用呢！德宗深表歎服，再不過問。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說此事，認為用人隻有賢與不肖之彆，不能有親疏新故之分，如果都像崔佑甫那樣，肯定會遺漏很多人才，應交職能部門按程序秉公辦理。
我倒覺得司馬光在拿宋朝的眼光去衡量唐時的事，站著說話不腰疼！具體問題一定要擺到具體的情境下，去做具體的研究與分析，得出的結論才有意義。
崔佑甫當時麵臨的問題，不是按部就班的挑選人才，而是如何將因前任不作為導致大麵積空缺的崗位儘快配齊人手，先保證國家機器運轉起來，至於賢與不肖、漏與不漏那是下步的事。
在特殊情況下，不能隻是思想很統一就是不辦事；嘴上唱得響行動落得慢。隻有勇於任事才是敢於擔當。同時，做工作還要注重抓本帶末，把主要問題和主要矛盾解決了，其他的自會迎刃而解。如果總是糾纏在細微末節裡，即便把自己累死，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實質成效。
跟著有思路有作為的領導做事，既舒服又輕鬆還能出成績，因為他能指導你一直做正確的事以及正確的做事。
崔佑甫無疑就是這樣的領導，他的做法讓上至皇帝，下到百官，都深為敬服。
德宗是幸運的，上任伊始就遇到如此得力的助手，幫他迅速站穩朝局，厘清千頭萬緒，開創了一個活力滿滿的嶄新局麵。
德宗又是不幸的，崔佑甫隻來得及開了個好頭就匆匆而逝，將一堆還未完全處理妥當的爛攤子又交還給了德宗。
如果讓崔佑甫再多活幾年，後麵的涇原兵變也許就不會發生！隻可惜曆史沒有如果，隻有深深的遺憾！
建中元年（780年）一月，崔佑甫因病無法入朝視事在家休養，同年六月病故，享年六十歲，為相僅一年，實際在位半年多點。
病故前，他向德宗舉薦了能臣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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