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簡烜掛掉電話之後，就叫來值守的大學士和樞密使，按照自己的意思擬定幾份聖旨，把剛才給大兒子的承諾落實下來。
然後再次考慮剛才兒子最後的那份建議。
在省級衙門拆分提刑按察使司，在府州縣衙門設立專管刑獄的官員，按照前世的現代說法似乎就是“司法獨立”。
大明現在的司法體係是不獨立的，但是以前搞過。
大約是崇禎中後期的時候，在大明朝廷的直轄區域內，曾經嘗試過搞司法獨立。
按照朱簡烜的判斷，崇禎去搞司法獨立的嘗試，應該是受近後世西方文化的影響，理所當然的做出的選擇。
並不是根據神洲本土的現實情況做的改革，所以最終也事實上完全失敗了。
歐洲的司法獨立是在權力鬥爭中產生的。
是歐洲的宗教、國王、領主三頭統治，加上工商業群體夾雜其中導致的結果。
宗教法庭奪取世俗領主的權力，國王派遣法庭奪取地方領主的權力，城市的行業協會奪取封建領主的權力。
中世紀的歐洲，地方上的封建領主權力極大，本質上就是一個個的真正的土皇帝。
他們天然擁有包括死刑判決和批準權在內的一切權力。
教會、國王、自治城市，都想方設法的從領主手中奪取權力，他們都有著強烈而又持久的動力去做這件事情。
這些人不會特彆在意司法獨立的成本。
同時歐洲的地方基層管理，本來就是封建領主自己的權力和職責，教會和國王不但不會給他們發俸祿，反而還要收取稅金。
自治城市工會也隻會為自己獲得的權力支付報酬和稅金。
歐洲的立法權獨立，也就是近現代議會的形成，也是工商業群體向國王奪權的結果。
所以歐洲的立法機構、司法機構，都天然的與行政機構互相對立。
因為行政機構是國王和領主權力剩餘部分的延伸，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都是反抗者奪走的那部分。
歐洲國王是通過奪權完成中央集權的。
神洲古典時代沒有類似歐洲的特殊環境，本來所有權力就默認都是屬於皇帝和朝廷的。
皇帝皇朝廷還要給所有的官員發俸祿。
就算是有人意識到司法獨立的好處，到底要不要實施的時候也會重點考慮成本問題。
一旦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就很容易放棄這種沒有強烈需求的改革。
相比於歐洲的教會、國王、領主、工會的四方角力，神洲古典時代的權力爭奪更多的體現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上。
神洲古典時代早期，地方主政官員的權力極大，除了軍事之外的其他絕大部分事務都能管。
甚至很多時候軍事也能管，地方官都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州、郡、府、縣這種規模的行政區的資源和能量有限，主政官員就算是大權獨攬也很難對中央朝廷造成太大的影響。
但是神洲的省級行政區的規模太大了，已經是春秋戰國時期或者歐洲的大中型國家規模了。
一個人完全掌握一個省的資源和人力，在中央朝廷上也會有巨大的話語權，自然也最容易被皇帝和中央朝廷官員忌憚。
漢代發現疆域太大，郡縣兩級區劃管不過來，於是設置了刺史作為地方監督人員，最終演變成了權力巨大的州牧。
到了隋唐時期，天下再次歸於一統，皇帝為了避免州牧這種能量巨大的地方官出現，意圖恢複郡縣兩級區劃。
但是後來發現兩級區劃不現實，不得不另外設置了“道”，作為監查、調查、考察機構，結果再次逐漸變成了行政機構。
到了宋朝的時候，中央朝廷確定兩級行政區劃沒有可行性，三級區劃又容易在省級行政區形成地方割據，於是就開始在省級機構裡麵搞分權製衡。
宋朝圍繞“路”這個機製，陸續設置了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安撫司這四個互不統屬的機構。
轉運司負責財政，提點刑獄司負責司法審判，提舉常平司專管榷場事務，安撫司負責軍事。
四個機構統稱四監司，他們都帶有“監查”和“臨時”的背景，也沒有單獨設立負責一路行政權的機構。
所以宋代的“路”不能算是正式的一級行政區。
到了明代，有了三司加上監查禦史，正式落實了三級行政區劃，也正式落實了省級機構分權。將地方權力完全分成了四份。
布政使司，專管常規政務包括財政，這是最簡單最基本的機構，也是宋代所沒有的。
提刑按察使司，負責刑獄和地方監督，監督其他的地方官員，監督水利、屯田、驛站、招兵、警備相關的工作。
都指揮使司，負責管理地方衛所，鎮守地方。
監察禦史，負責巡視地方。
神洲的地方分權，是將地方權力做合理的拆分，是單純的職責層麵的分擔和製衡。
是中央與地方的鬥爭導致的，不是同級彆官員內部的鬥爭導致的。
同級不同類型官員之間沒有直接的利益對抗關係。
所以相同機構的地方官，會天然傾向於內部抱團，互相遮掩並欺上瞞下。
除非是本來就有遠大抱負的官員，絕大部分傳統地方官僚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對於其他的陌生官員的各種事情，他們會習慣性的無視甚至主動協助掩護。
為了壓製和規避這種傾向，神洲曆代王朝想儘了各種辦法。
單就製度方麵而言，首先是最基本的流官製度，避免官員在一地紮根抱團。
然後是各種監督製度，從中央直接派遣官員去地方巡視，或者派遣中央官員臨時鎮守地方。
最後是分權製衡，在同一級彆設置不同類型的衙門，分管相近甚至相同的職責，互相監督掣肘製衡。
但是製度的複雜化，通常意味著效率低下與成本高昂，必須在廉潔、可靠、廉價、效率等重要因素之間折中。
所以全麵的分權隻在省級行政區實施，府州縣等基層機構仍然是主官獨攬大權，佐貳官對主官的限製能力相對有限。
崇禎當時將處理法律事務的職責，從地方的的主政官員身上剝離，設立一個專門負責司法的官員。
在三司層麵，將提刑按察使司拆分成兩個衙門，成立單獨的提刑司掌管刑獄。
三司下屬的府、州、縣衙門，也同時設立本級的提刑官。
但是由於朝廷的財力有限，由於社會交通和通訊條件有限，由於對行政效率的拖慢等原因，當時的改造就並不徹底。
有些地方開始的時候設置了提刑官，但是後來又將其並入了原有的府通判、州判官、縣丞身上。
通判、判官、縣丞本來都是地方佐貳官，他們平時替地方主政官員分擔處理部分常規政務，也用來製衡主政官員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