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四書五經。
沒有微言大義。
沒有八股文章。
儒家還剩下點什麼？
好像什麼都不剩了。
海瑞這一問，讓內閣再次沉默，在這幾千年曆史長河中，儒家看似輝煌，實則早已沒落。
這便是理學、心學能崛起的原因。
儒家本就隻餘空殼，為理、心二學套殼蒙混，就這樣從唐末晃蕩到今，整整千年，現在，殼顯露出了腐朽。
而套殼久了的理學、心學，也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隨著儒家發爛、發臭。
哪怕把儒家、理學、心學的心肺腸子都翻出來，洗一洗，曬一曬，拾掇拾掇，內閣幾人也找不出什麼好玩意。
到底是大族出身，李春芳打破了尷尬，另辟蹊徑道：“不注六經，便重六藝吧。”
六經，指《詩》《書》《禮》《樂》《易》《春秋》。
《國語·楚語上》的記載，楚莊王曾就教育太子箴之事谘詢過申叔時申公，申叔時的答論中就有：“教之《詩》”、“教之《禮》”、“教之《樂》”和“教之《春秋》”。
以此可見，在孔子之前，《春秋》、《詩》、《禮》和《樂》，就是教育的基本典籍，經過孔子的“傳述”工作，“六經”開始成為儒家的經典和象征。
郭店竹簡《六德》中有“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
此後六經就成了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這六部經典著作的全名依次為《詩經》《書經》即《尚書》《儀禮》《易經》即《周易》《樂經》《春秋》。
自上古以降，注解六經，便成了上至聖賢大儒，下至初曉文識的第一要緊事，也是儒家傳承的根本。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也就成了無數儒家子弟常常掛在嘴邊的話。
但執著於空想，而毫無意義，最終於今日為聖上所厭棄。
那便隻能再往前推了，甚至是推到孔子之前，推到孔子最向往的朝代。
“周”。
從周代時，王室、貴族、朝廷就重視教育，但那會兒，更多的是重視貴族教育，貴族子弟把詩、書、禮、易、樂、春秋稱為“六藝”（“六藝”有兩種，另一種為禮、樂、射、禦、書、數），是必備的知識。
而詩、書、禮、樂、易、春秋藏於周王室，至春秋末年，周王室大亂後，大量典籍散失，由此，孔子才有感於禮崩樂壞。
既然六經不能再注了，六藝便可以再拿起來。
不過，周代那種六藝中“易”、“春秋”，與聖上的要求所違，那就隻有采取另一種六藝了。
即禮、樂、射、禦、書、數。
禮法、樂舞、射箭、駕車、書法和算術。
其中射箭、駕車（禦戰車、駕車）為軍事技能。
這種六藝，原為周代的“造士之藝”，就是製造精銳武士的技藝。
但隨著秦皇掃六合，大一統王朝的到來，這些精銳武士對大秦帝國而言，便是不安分的存在。
王朝猶重“維穩”二字，自秦以來，曆朝曆代都在削減百姓的“血氣”。
正所謂“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曆代皇帝寧願儒文亂法，也不容俠武犯禁。
但這都是好技藝，在生活中多能用的到，是絕對的實用之學。
聖上要禁六經，那內閣便開六藝，之後惹出什麼麻煩，也與內閣無關。
高拱、胡宗憲、海瑞、朱衡都看出了李春芳的提議，明顯有著幾分擺爛的意思。
在朝廷中，文官要是想不去做某件事，便去曲解、擴大執行這件事，如此一來，就會惹出麻煩，而讓這件事得不到有效執行，從而失敗或停止。
麵對同閣閣臣的目光，李春芳兩手一攤，並不解釋。
他的確在對抗聖意。
時至今日，在內閣中，依然存在著兩位名門望族出身，家族利益高於一切的閣老。
一是陳以勤，南充陳家。
二是李春芳，興化李家。
南充陳家猶在興化李家之上，走到了上古世家的境界，江山更迭、朝製更改，都難以影響南充陳家的存亡。
但興化李家不行。
興化李家雖有幾分“薄產”，但歸根到底李家還是儒家傳統的“耕讀傳家”家族。
李家可以接受儒家落寞，但不能接受儒家徹底消亡，一旦選才、選官製度發生徹底改變，那李家就沒有辦法再保證代代有高官得坐，駿馬得騎了。
聖意在上，李春芳隻是個卑微的閣老，不能不做，那好，你要滅儒家，那我便禁文氣，複武風。
當華夏人人血氣如龍，這皇位，不知道朱姓皇族還能不能坐的下去。
即便聖上能坐，那下一代皇帝呢？下下一代皇帝呢？
且看誰能熬得過誰。
海瑞向來對大族子弟厭惡，在這一刻，對同僚李春芳的厭惡更是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這群自私自利的蟲豸，和這群蟲豸同閣為臣，怎麼能治理好大明朝？
閣臣提議。
作為內閣首輔大臣的高拱不能不表態，眼見政務堂中氣氛微妙，乾脆道：“票擬吧。”
說著，高拱表向李春芳的“停六經，複六藝”投了讚成。
人總有敬畏之心，高拱也不例外，對傳承數千年的學說，先掘墓，再盜墓，高拱終究是有些怕了，生前身後名，多多少少還是想要一點。
內閣七閣老，在京五閣老，李春芳提議，高拱同意，票數就近半了。
海瑞立刻投了反對，將票數拉回了一點，朱衡再投一票反對，將票數給扳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