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榮僅僅隻是做了個開場白，這場時間跨度明顯短不了的會議，便陷入了一陣極為漫長的沉寂之中。
——壟斷。
準確的說，是國營單位壟斷某一大宗商品。
放在後世新時代，這尚且是一件盤根錯節，需要剝絲抽繭，層層疏離的大難。
在這兩千多年的漢室，難度自更是不言而喻。
就拿五年前，吳楚七國之亂平定之後，關中出現的糧食價格波動，以及後續一係列動蕩距離。
商人們為何要哄抬糧價？
因為更高的價格，可以讓商人牟取更多的利潤，賺更多的錢。
那朝堂中央為何要出手，平抑糧價？
因為穩定的價格，更有利於底層民眾的生存，能更好的保護底層民眾，以及社會的穩定。
雙方各有所圖，想要達成的目標針鋒相對，遵從的邏輯南轅北轍，這便是矛盾。
而且是極為尖銳的利益矛盾。
——一方要吃人，一方要保人。
最終的結果，便不外乎：要麼前者如願吃人，更甚至吃掉後者；
要麼，是後者如願保下人，更甚至抹除前者。
但這件事對於後者——對於想要保護民眾的朝堂中央而言，真正的難點就在於：商人們哄抬物價，往往是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們的險惡意圖的。
商人們哄抬物價，從來都不會直接了當的說：我今年想多賺點錢，所以漲價了；
你們這些泥腿子乖乖掏錢吧！
而是會扯一些產量下跌、成本增高、需求增長之類的幌子，以名正言順的哄抬價格。
——不漲價不行啊~
——不漲價就要虧本啦~
——地主家也沒餘糧啊~
等諸般此類。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長安朝堂中央，還是郡縣地方官府，其實都不太方便以太過強硬的手段，去鎮壓‘事出有因’的貨物價格。
人家漲價，是有‘正當理由’的！
你官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死活不讓人家漲價，還講不講道理了？
於是，官府隻能‘講道理’。
即：在規則允許的範圍之內，通過拋售平價糧，來宏觀調控市場。
——你高價賣，確實‘事出有因’，雖然道德敗壞，但終歸不犯法，我確實管不著；
可我低價賣，那也是心係天下蒼生，非但光偉正，而且同樣不犯法！
你樂意高價賣隨你；
我樂意低價賣，你也照樣管不著我！
通過這樣‘講道理’的方式，以合乎市場規律的手段，低價拋售來壓製物價，是絕大多數統一政權控製物價最直接，同時也是最明智的手段。
但有一點需要注意；
——當年的劉榮，原本並不打算通過官營糧米，來讓少府內帑壟斷關中糧食市場。
最開始，劉榮的目的，僅僅隻是壓下當年，隱隱有飛漲趨勢的糧價；
彆說是對哄抬糧價的商人們，以及背後的幕後黑手‘秋後算賬’了——就連次年的糧食價格，原本都不在劉榮需要考慮的範疇當中。
至於後來，劉榮‘蹬鼻子上臉’，從最開始的平抑當年糧價，發展到穩定未來數年的糧價；
再到一勞永逸，直接官營糧米，幾乎永久性平抑關中糧價，以達成對關中糧食市場的壟斷——這一係列變化，其實都是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如果一開始，劉榮就提出官營糧米，由官方壟斷關中糧食市場，那這件事做成的阻力，很可能連先帝老爺子都扛不住！
從朝堂內外，到功侯貴戚，再到東宮、宗室——整個世界，除了沒有任何發聲渠道、政治話語權的底層民眾，其他所有人，都會成為這件事的阻礙。
劉榮之所以做成這件事，正是因為從頭到尾，劉榮都沒有把壟斷當做目標——至少是沒有表露過這個意圖。
平抑糧價，是劉榮獲立為儲後的第一次考試，有理有據；
清算商人，是太子儲君雛鳳初鳴，向天下人展露儲君之怒，合乎常理。
至於後續的少府內帑官營糧米，壟斷關中糧食市場，也‘絕非’劉榮早有此意；
而是先前，劉榮清算商人的時候有點‘上頭了’，把人殺完了才反應過來：哎呀，關中沒糧商了呀！
這可咋整？
好吧，事兒是我惹出來的，那就隻能由我收拾殘局了——就讓少府辛苦點，代替商人們的位置，當幾年糧食販子吧。
等啥時候，關中重新湧現出一批糧商，少府再把擔子卸下來，把糧食生意扔給民間商人……
沒錯——當年，定下官營糧米一事時，劉榮明麵上的說辭，是‘由少府無限期暫掌關中糧米事’。
無限期、暫掌。
隻能說，政治這門學科，極其注重語言的藝術。
就這樣，劉榮以‘皇命難違’為由平抑下糧價；
又以‘悖逆儲君’的罪名清洗糧商；
最後，再以‘關中缺糧商’為由，讓少府內帑順利達成對關中糧食市場的壟斷。
整個過程，劉榮的每一個舉動都有理有據，合情合理，沒有哪怕片刻展露出‘我要動誰蛋糕’的意圖，不動聲色之下，達成了自己最終的目的。
事後，即便有人後知後覺的反應過來，卻也是為時已晚，米已成炊，隻能接受現實。
從這件事——從劉榮拐彎抹角，以這種顧左右而言他，道出扯虎皮、找借口的方式，才終於達成對糧食市場的壟斷，就不難看出在國家層麵，達成對某一貨物的全麵壟斷，難度究竟有多大。
畢竟難度不大的話，劉榮當年就不用那般費儘心機。
而這一次，劉榮又要由少府出麵，達成對鹽、鐵市場的官方壟斷。
由於上一次壟斷糧食市場的‘前科’，考慮到既得利益者都已經產生了免疫力，再曲線救國沒有意義，劉榮這次選擇直入正題：朕要搞壟斷！
那麼接下來，朝堂中央最需要解決的事，其實和鹽、鐵本身都沒什麼關聯。
——生產、運輸，又或是售賣，那都是少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