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千來萬人，哪怕去掉一半女性，再去掉老弱，也至少剩下數百萬適齡男性，可以為國家、民族貢獻力量。
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接觸不到知識，所以他們隻能貢獻體力、勞動力，卻無法為國家貢獻腦力。
至於那些有資格學習知識、能成為知識分子，並被漢家視為‘官員候選’的人，在這數百近千萬人當中，占了多大比重？
掰著指頭算就是。
——功侯貴戚一百多不到兩百家，哪怕算每家有十個子弟‘從文’，也不過兩千；
去掉一半紈絝、一半武夫，再去掉那些沒能遺傳先祖優秀基因的殘次品，兩千個人裡能出三五十個能用的官兒，就已經很了不得了。
再看學閥。
黃老學高高在上，過去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滿共就擠出汲黯這麼顆獨苗；
法家先出了個晁錯，而後又是郅都、趙禹、張湯等新生代，但終歸是家學傳承，數量同樣是不超過三位數——放眼天下，也就百十來號人能看。
儒家的人倒是真的多。
但質量也是真的差。
或者應該說，是參差不齊。
儒家的上限，能在最近這幾十年的時間裡，為漢家貢獻出顏異、公孫弘等一大批國寶級的治國之才！
然其下限，也能出‘匈奴牧羊犬’狄山那樣的民族敗類。
更多的，則是中庸之姿。
——說他沒用吧？
到底是個知識分子，多少能乾點事兒；
——說他有用吧？
終歸是儒家出身，屁股天然就是歪的，動不動就整點幺蛾子。
曆史上，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有漢武大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沒人用了呀！
除了儒家——除了‘有教無類’的儒家，其他學派根本無法為漢家，提供源源不斷的知識分子，來補充捉襟見肘的官僚體係！
而現在這個時間線，距離儒家獨大還有幾十年時間。
劉榮還有時間。
劉榮還有機會，爭取讓各個學派都放下身段，從原先‘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的封閉思想中，轉變為類似儒家那種開放的授學模式。
有教無類。
這算是劉榮少有的，認同儒家價值體係的點。
那怎麼做，才能調動各學派、學說的積極性呢？
答案不外乎：威逼，利誘兩項。
威逼自然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而利誘，說一千道一萬，實則不外乎後世那句：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學子學某個學說，為的就是做官！
而讓誰做官，從哪個學派的學子當中汲取更多官員，是劉榮說了算。
所以，劉榮理論上，是能操控各個學派，在天下文人士子心中的低位排序的。
正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漢皇喜酷吏，生民多冤死；
秦王喜武夫，舉國皆壯士。
在封建時代，天子的個人喜好，是能左右天下人的傾向的。
就說句誇張一點的話：如果有一天，劉榮表達了‘獨喜墨家士子’的喜好，那至多不出三天，長安城街頭巷尾，就能多出成千上萬赤腳褐衣的墨者！
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劉榮在過去，才很少表露個人的主官喜好——即便表露，也都是有針對性、目的性的表露。
所以接下來，劉榮要做的，就是通過考舉，來明確無誤的告訴天下人——尤其是那些掌握知識，乃至壟斷知識的學閥；
——朕，要你們開源！
——把你們掖著藏著的知識，都給朕拿出來！
要不然，就你們學派藏著、掖著，教出來的那三五個仨瓜倆棗，但凡朕一不小心全給淘汰了，一個都沒要，那你們學派這輩子有了（大拇指）。
劉榮知道這需要一個過程。
比如：第一次科舉，如果有一萬人應考，那很可能會有七八千個儒生，外加不到兩千其餘各學派的士子。
等劉榮從這萬把號人當中，一次性吸收個一兩千人，且其中有一千大幾百儒生，以及個位數的墨者、十幾個黃老士子，百十來號‘法家拂士’，其他學派就能反應過來：唉，不對啊！
考舉這玩意兒，特麼得碼人兒啊！
不行！
趕緊回去廣收門徒，爭取下次，碼人碼贏那些個腐儒！
第二次，或許情況依舊不會有太大改變——依舊是儒家考生占七成以上，通過者有六成以上儒生。
但隨著時間推移，第三次、第四次……
總有一天，黃老、法家乃至墨家，都能湊出上千人，乃至數千人的趕考隊伍。
到了那時，隻要劉榮暗中拉一把，壓一壓儒家，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即便無法複現，也至少能開啟新一輪華夏思想大碰撞。
劉榮始終不曾忘記：帝王之道，終歸不過‘製衡’二字。
個人和個人之間要製衡，群體和群體之間要製衡。
階級和階級之間要製衡，學派和學派、思想和思想之間，也同樣需要製衡。
一家獨大要不得；
非此即彼要不得；
舊勢力老而不死，新勢力強而不贏，更要不得……
明白了這些，劉榮最終的決斷，也隨之在輿論達到頂峰的同一時間，展露在了天下人麵前。
——開科！
——取士！
就此，華夏曆史上的第一次科舉考試，於天子榮新元二年秋，正是開啟了華夏文明新的篇章。
對了；
考試是在秋天。
所以，劉榮很不要臉的，將此次科考，以及未來的每一次科考，都坦然命名為：秋闈……